?　　文/吳龍貴

　　貧困地市老辦公樓完全夠用，又花費2億元建新樓，全省地稅系統60% 以上領導班子成員辦公室超標……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湖北地稅系統爭相建設超面積豪華辦公設施，一些地方十八大后仍不收斂。（11月1日《今日早報》）

　　公眾對于豪華辦公樓最為憎惡的一點，其實在于它的不可逆性，一旦破土動工形成既定事實，損失就難以挽回。因此，在問責之外，更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從源頭上對超標辦公樓加以防范，變事后追責為事前預警。湖北地稅系統之所以敢頂風作案，原因在于稅務系統有一個“超收稅款返還”獎勵制度，只要稅務部門完成了當年的稅費征繳任務，超過的部分，地方財政會按一定的比例返還。

　　地稅局有這樣一筆預算外收入，大興土木就是一種極易出現的結果，事實上，也很難找到比建房更“合理”、風險更小的花錢理由了。一方面，這筆動輒以億計的預算外收入類似于部門“小金庫”，游離于監管之外，很難讓人不產生想法，另一方面，建辦公樓，花在公務上而非裝進個人腰包，既能獲得廣泛認同，底氣也是十足。

　　“超收稅款返還”制度，本是一項激勵機制，通過利益反饋來對稅務部門進行業績考核和評價。但在制度設計上，這個制度卻存在一個致命缺陷，即忽視了無論是個人還是政府部門，都天然有一種逐利性。超收稅款按比例返還，收稅越多，返還越多，就相當于把國家賦予的征稅權異化為部門牟取私利的工具。而在相關財政制度缺位的情況下，這筆收入怎么花、誰來管，事實上又處于監管空白地帶。

　　很多行政積弊的背后，往往都站著一個“問題制度”。比如年底突擊花錢，就是因為財政預算制度“鼓勵”多花錢，花得越多，批得越多，花得少了，第二年反而會相應縮減。湖北地稅系統爭相建設超面積豪華辦公設施也是同理，“制度違建”才是更值得關注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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