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趙亞麟

　　街頭有人突發疾病倒地，要不要施救？24日上午，北京市人大常委會第20次會議聽取北京市政府關于《北京市院前醫療急救服務條例（草案）》的說明，鼓勵具備醫療急救專業技能的個人在院前醫療急救人員到達前，對急、危、重患者實施緊急現場救護；其緊急現場救護行為受法律保護。草案第三十八條提出，“患者及其家屬不得捏造事實向提供幫助的人惡意索賠，因惡意索賠侵害幫助人合法權益的，應當承擔相應的法律責任”。

　　（《人民日報》7月28日報道）

　　最近一些日子行人摔倒訛人的老戲文又開始上演了。據媒體報道，四川彭州一名騎車摔倒的老人拽住上前關心的學生不放，結果監控證明了學生的清白，老人被警方批評教育。助人為樂、碰瓷訛詐，哪個該做哪個不該做，本不是一件難辨是非的事情，然而自從南京的“彭宇案”之后，很多簡單的是非善惡卻越發讓人難解，屢屢上演“東郭先生與狼”的故事，讓做好事的風險大大提升，寒了人心，壞了風氣。

　　破解 “扶不起”這一社會 “難題”，光憑宣傳、教育、引導，顯然力有未逮，其既不會給訛人者威懾，也不會給扶人者保護。環顧世界，新加坡立法規定，被救助者如果事后反咬一口，要親自上門向救助者賠禮道歉，并施以其本人醫藥費1至3倍的處罰；法國、俄羅斯、英國、荷蘭等歐洲國家的刑事法律，幾乎都將“見死不救”規定為違法行為，救助者也受到“免責”法律條款的保護；美國《好撒瑪利亞人法》規定在緊急狀態下，施救者因其無償的救助行為，給被救助者造成某種損害時免除責任。法令不彰，信仰難行，在談論如何提升道德水準的同時，也要靠底線規則的法律充分發揮作用，只有在法律能夠充分保證好心人做好事不被反誣的情況下，才能讓社會公眾放心大膽地聽從道德的召喚，讓善者暢行，讓惡人無路——顯然，這就是《北京市院前醫療急救服務條例（草案）》出臺的意義之所在。

　　當然，立法只是第一步，如何確保法律能夠得到嚴格的執行，真正提高碰瓷訛人的違法成本才是關鍵所在。我國的各項法律法規中早就有 “無罪推定原則”、“責任豁免原則”和“誰主張誰舉證原則”的核心內容和基本依據，然而在現實的案例中，卻常常會見到本末倒置的情況：做好事者、被訛詐者往往需要自證清白，而那些作惡者卻只需胡攪蠻纏即可。這也是為什么很多人都曾調侃“扶人是個‘技術活’，扶人之前一定要先找好證據”，這也是為什么如今行車記錄儀已經成了各種車輛的必備裝備。如果做好事者需要付出大量成本自證清白，做壞事者“訛成了能大撈一筆，訛不成充其量是批評教育”成為一種潛規則，那么再好的法規也不過是紙老虎，難以發揮震懾與懲戒的效力。

　　只期望北京的這項條例能夠真正起到作用，讓好人不再需要自證清白，讓壞人不再僅僅被“批評教育”，也期望各地都能夠出臺類似法律法規，乃至早日出臺全國性的法規，真正把“扶不起”變成“訛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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