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張貴峰

　　河北省衡水市公安局日前出臺規定，依法不再出具10種證明材料，由此解決類似“我媽是我媽”荒唐證明和證明過濫問題。據悉，多年來群眾到派出所要求開具的證明越來越多，均為有關部門要求群眾提供，其中大部分證明，應由其他部門予以調查證實，轉嫁公安機關開具并沒有法律依據。（7月14日《京華時報》）

　　地方公安機關能公開對“我媽是我媽”之類奇葩證明說“不”，不再出具此類證明，當然值得肯定。但若僅止于公安機關“不再出具”，顯然并不足以根本解決奇葩證明問題。如果僅僅只是公安機關單方面不再出具奇葩證明，而其他政府職能部門仍然堅持要求群眾開具此類證明，那群眾必將面臨比此前更難以化解的困境。問題不僅不能有所改善，反而會進一步加劇、惡化。

　　這也就是說，要想徹底化解奇葩證明難題，關鍵不在哪些部門“不再開具”，而在于哪些部門“不再要求開具”。問題解決與否，要看所有相關部門能否同時采取行動，進行緊密的協調配合。而要做到這一點，根本原則無非又是以下這幾條：

　　其一，無論是“開具”還是“要求開具”此類奇葩證明的政府部門，都必須恪守“法無授權不可為”原則，既不越權“開具”，更不“要求開具”各種沒有法律依據的奇葩證明。其二，即便是那些具有法律依據的證明事項，“原本應由相關職能部門之間相互核實”的，同樣也不能任性要求百姓開具。其三，不妨借鑒“負面清單”管理模式經驗，為那些“有法律法規依據”且無法通過“職能部門之間相互核實”的證明事項，設置一份“正面清單”，并明確相應的證明程序、收費標準等，以方便群眾辦事。而對那些未納入“正面清單”的證明事項，任何政府部門都不能“開具”或“要求開具”。

　　當然，要最終實現這一切，肯定不是衡水市公安局這樣的地方公安機關就能做到的，而最終必須依靠國家層面，包括所有職能部門共同參與、全面統籌推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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