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韓金惠

　　北京市民陳先生一家三口準備出境旅游，需要明確一位親人為緊急聯絡人，于是他想到了自己的母親。可問題來了，他需要提供他母親是他母親的書面證明。可陳先生在北京的戶口簿，只顯示自己和老婆孩子的信息，而父母在江西老家的戶口簿，早就沒有了陳先生的信息。最終，陳先生向旅行社交了60元錢，就不需要再去證明他媽就是他媽了。（4月8日《人民日報》）

　　摔倒證明、無違法亂紀證明、錢財屬合法所得證明、不擾民證明……這些看似荒唐的“奇葩證明”，很多人在生活中還真就碰上了。但令人不解的是，都是顯而易見的事實，為什么還需要書面證明？為了這些五花八門的證明，老百姓往往要東奔西走跑斷腿，如此折騰真的有必要嗎？

　　陳先生被要求書面證明他和他母親是母子關系，這一難題最終卻通過向旅行社交60元錢“圓滿解決”。既然花錢就能免，說明這樣的證明并無必要。除此之外，基層社區也為開證明所累—— 社區最初只開具居住證明，不知從何時起，居民開始集中找社區開具各種證明，每天都能遇見“奇葩證明”，但有些證明或者涉及轄區外的居民，或者證明內容超出社區的管轄范疇，社區也沒有辦法開，結果往往是開證明的人和社區兩頭都一肚子怨氣。

　　“奇葩證明”既然沒有必要，為何仍然大量存在？工作人員說，“就是這么規定的”，但更重要的恐怕還是職能部門間相互推諉踢皮球，誰也不愿擔責。在當前的互聯網時代，如果不同地區不同部門之間能夠打破信息壁壘，實現公民基本情況共享，讓老百姓的問題實現“一站式”解決，根本不成問題，“證明我媽是我媽”的尷尬也就不會出現。說白了，“奇葩證明”還是職能部門缺少服務理念。

　　除了理念問題之外，“奇葩證明”的背后有時還存在著利益問題，伴隨著奇葩收費。為了開具所謂的證明而付出了成本，到頭來還不一定能辦成事，這樣既損害公眾利益，又為資金濫用和權力尋租留下了空間。以陳先生的例子來說，向旅行社交的60塊錢最終進了誰的腰包，我們就不得而知。這也提醒政府部門在繼續推進簡政放權的同時，必須落實權力清單、清理亂收費行為，管住權力任性。

　　廣州市政協委員曹志偉通過調研梳理發現，國人一生最多可能要辦400多個證件，其中常用的證件、證明103個。這其中不知包含了多少“奇葩證明”。“奇葩證明”不是一笑而過的幽默，“不是在辦證，就是在辦證的路上”，這樣的現實應該終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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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林永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