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鄧海建

　　頒發“最后一名獎”的舉措初衷可鑒，比之泛泛的排名更有魄力。但是它在羞辱“最后一名”的同時，對現代公共治理方式不啻為最大的反諷。有必要慎重點贊“最后一名獎”，思謀更穩妥的政績激勵機制。

　　據了解，陜西省渭南市考核辦從2012年開始，每季度會對全市的重點項目進行考核評比，對成績較差的最后一名頒發黃牌。(10月24日《華商報》)

　　從管理學來說，正負激勵機制，都是很正常的手段。尤其是負性激勵，一來有傷尊嚴面子，二來折損了權力羽毛，在政績考核中，屬于權力問責的慣用方式。看起來，渭南頒發“最后一名獎”的舉措，確實初衷可鑒，動真碰硬、無懼曬丑，比之泛泛的排名更有魄力、更顯倒逼之力。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排排名，分牌牌，懶政與不作為果真就能煙消云散了？歷史早就證明，以“官德”來規制行政作為，是最不靠譜的事情。此外，“最后一名獎”的邏輯核心與末位淘汰制一脈相承。無論是積極作為還是怠于履職，總有“最后一名”存在。考核政績，應該有穩態的尺子，拿制度的尺子去丈量，只要盡責盡力，就算最后一名，那又何妨？

　　最為關鍵的是，這種考核機制，缺乏制度依據。依法治國的核心，是依法治權、依法治官，《公務員法》對公務員考核，只規定“定期考核的結果分為優秀、稱職、基本稱職和不稱職四個等次”，從沒有以“最后一名”為原罪的制度設計。“最后一名獎”的悖謬，就在于，不管你怎么努力，總會有最后一名存在，那么，這種“窮兇極惡”的制度，會否逼著剛剛簡政放權的地方官員，繼續在數字排名上絞盡腦汁打主意？

　　類似的創意，其實也不鮮見。2009年，河南省檢察院推出了“后進單位問責制”：對于連續處于全省查辦職務犯罪數量末位的省轄市檢察院，責令該院反貪、反瀆局長限期改進，否則調整崗位——如此“計件反腐”，跟罰款指標有什么區別？在政績考核轉型升級的今天，“最后一名獎”這種有失妥當的懲戒機制，不僅悖逆法治理性，更營造了一種惡性競爭的制度環境。它在羞辱“最后一名”的同時，對現代公共治理方式不啻為最大的反諷。因此，有必要慎重點贊“最后一名獎”，思謀更穩妥的政績激勵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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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劉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