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張貴峰

　　最近，全國多地醫院傳出“兒科停診限診”，許多孩子面臨“無醫可看”窘境。2015年12月14日，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嶺南醫院對外聲明，由于急診兒科醫生人手不足，醫院暫停急診兒科服務。隨后，南京一家醫院曝出，因唯一的兒科醫生生病，停診數月。（2月3日新華社）

　　一些地方醫院兒科面臨的這種“停診限診”的窘境，其實早已不是什么新聞，如“北京兒童醫院和首都兒研所，一到冬天就會出現這樣一幅場景：哇哇大哭的孩子們讓人心疼，焦急的家長在院外、候診大廳里徘徊等待。而在上海新華醫院，上午9點兒科急診掛號就已經到了180多號。”

　　這種“兒科停診限診”窘境，首先直觀折射的無疑是我國兒醫資源嚴重匱乏短缺的窘境。如近5年來，中國兒科醫生總數從10.5萬人下降到10萬人，平均每1000名兒童只有0.43名兒科醫生，而在美國，這一比例則是1.46，按此比例，中國兒科醫師的短缺數至少達到了20萬。其次，站在醫療體制角度審視，事實上折射的又是目前我國不合理醫療體制的窘境。據業內人士介紹，相比其他醫療科室，兒科具有明顯的“高成本、低收益”特征。一方面，囿于兒童生理和心理的特殊性，相比成人醫療，兒醫往往需要醫生具有更為高超精湛的醫術，也常常伴隨更大的醫療風險。另一方面，由于“10至15個孩子的用藥量，才相當于1個成人的用藥量”，兒醫的經濟效益往往又很差，“兒科醫生收入不足醫生平均收入的一半”。這種背景下，缺乏“賺錢”能力的兒醫，遭遇一心“賺錢”的醫療體制，兒醫的“不受待見”，并最終導致供給嚴重不足，當然就是注定不可避免的。

　　而進一步站在更宏觀的兒童權益保障角度，這種兒童權益“不受待見”的窘境又豈止僅僅只體現在“兒醫”？如與“兒醫”密切對應的“兒藥”，據統計，目前我國3500多個藥物制劑品種中，兒童藥物劑型占比不足2%，我國90%藥品沒有兒童劑型。再如，教育領域里的“幼師”短缺，同樣也是如此，據研究機構調查，按幼師與幼兒1∶9比例，“我國幼兒園教師尚缺241.95萬人”。

　　“再苦不能苦孩子”說法人們早已耳熟能詳，但遺憾的是，揆諸現實，在許多涉及兒童利益的最重要領域，如醫藥、教育，我們實際上都并沒有充分感受到“兒童利益重大原則”，甚至常常是一種相反的兒童利益頻遭忽視、無視的逼仄現實。透過這一次“兒科停診限診”的窘境，有關兒童權利保障的理想與現實、觀念與行動之間的巨大反差值得我們認真檢討反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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