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李記

　　1月5日，中組部通報了專項整治超職數(shù)配備干部進展：“全國超職數(shù)配備干部問題整治工作取得階段性進展，截至目前，全國超職數(shù)配備的4萬余名副處級以上領導職數(shù)中，已消化15800 多名，完成近40%”。國家行政學院教授竹立家等受訪專家認為，超配干部現(xiàn)象之所以成為頑疾，“根子”就在于“官本位”觀念，“破解超配干部問題，首先應該建立能上能下、能獎能罰的良性官場生態(tài)，建立官員退出機制。而且，必須‘依法治編’，強化法規(guī)的實際執(zhí)行效果。”（1月6日《新京報》）

　　2013年起開始的四輪中央巡視發(fā)現(xiàn)，31個省區(qū)市中，19個省區(qū)市存在超配干部問題，僅遼寧一地的超配干部數(shù)量就達26272人。至于全國所有超配干部，更是一個難以想象的龐大數(shù)字。而在已“消化”15800多名（完成近40%）的情況下，擬繼續(xù)消化約60%的超職數(shù)配備的副處級以上領導干部，的確彰顯出中組部等部門的決心與魄力 。

　　問題是，當下的公務員退出機制形同虛設。具體到官員群體，“請神容易送神難”更是一個頑疾。比如，2007年以及2009年，中組部、中編辦等部門都曾推出過超配干部專項清理，但專項行動過后，各地的超配干部迅速反彈，陷入了“越減越肥”的怪圈之中。此輪消化超職數(shù)配備的副處級以上領導干部，采用諸如“瘦身”超配的副秘書長、“末位免職法”，以及要求官員“自愿免職”，具體成效幾何，仍待觀望。

　　所以，以此輪“消化”全國超配的4萬名副處級以上干部為契機，當盡早建立起具體完善、操作性強的公務員退出機制。原因很簡單，一方面，不管是從具體執(zhí)行還是從最終結果看，不管是“瘦身”副秘書長，還是要求官員“自愿免職”，都顯得涵蓋范圍過于狹窄、現(xiàn)實推動過于緩慢。另一方面，此輪“消化”全國超配的4萬名副處級以上干部，顯然并非需要“消化”的全部，而且在此番“風頭”過后，是否還會出現(xiàn)“越減越肥”的報復性反彈也未可知。在這種情況下，以近期嚴格執(zhí)行《機構編制監(jiān)督檢查工作暫行規(guī)定》、遠期出臺《編制法》為要求，建立起嚴苛而細致的公務員退出機制，事不宜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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