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陳廣江

　　近日，河南車主張高興夫婦因不滿超限處罰決定而服毒，釀成一死一傷悲劇。這又一次將“治超”話題推上輿論的風口浪尖。一邊是頻頻下發的“治超令”，一邊是屢見不鮮的超載超限。自2000年交通部《超限運輸車輛行駛公路管理規定》出臺以來，全國“治超”已14年之久，緣何“超”與“治超”仍并行“在路上”，難見成效？（12月1日新華社）

　　14年“治超”，開了無數的會，發了無數的文，結果“越治越超”，一些名義上是“治超”的文件竟然異化成了保障相關部門執法創收的工具，甚至還衍生出“罰款月票”“包季套餐”等荒謬現象。在“治超”淪為“制鈔”的情況下，路政、交警、運政、交管等上演了一場利益爭奪大戰，怎一個“亂”字了得！

　　筆者認為，以罰代管、執法創收、權責混亂、公權亂用等亂象，只是“中國式治超”黑幕的表象，其背后是公共權力的扭曲和異化，即政府權力部門化、部門權力利益化、部門利益個人化。以罰代管也好，執法創收也罷，其實是權力的另一種尋租或變現。罰款為了創收，手段成了目的，目的就是利益，這與“治超”的初衷相距十萬八千里。一旦公權淪為某些政府部門的利益工具，而且缺乏相應的監督和制約，那么公權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就值得商榷了。

　　“超”與“治超”的惡性循環里，老百姓吃盡了苦頭，這必然會影響權力的公信和政府形象。在“治超逼死人”之后，公眾已經無法容忍這種權力異化所造成的惡。行政權力膨脹、異化的實質是法律監管的無力，要跳出惡性循環怪圈，必須科學立法，對執法者和車主進行雙向規范。其實，對車主進行規范并不難，難的是如何規范執法者的權力。如果執法規范了，不超載也能掙到錢了，誰還去以身試法？

　　公權之所以能部門化、利益化，很大程度上在于立法的部門化，換言之，在相關規章制度的制定過程中，部門利益就已經嵌入其中了。所以，必須完善法律依據，明確處罰標準，整合執法主體，建立權責清晰、監管有力、執行高效的綜合執法體系，徹底鏟除滋生創收執法、以罰養人、以罰代管的土壤。14年“治超令”見證了公權部門化，也呼喚著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真正法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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