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昱

　　在那個甲午年,打敗中國的不只是日本的堅船利炮,更有中國未能克服的改革惰性。沉重的歷史告訴我們,只有順應潮流不斷改革,今天的中國才能凝聚起不可戰勝的力量,也敢于挺起胸膛面對任何挑釁。

　　120年前的今天,豐島海戰拉開了整個甲午戰爭的序幕。在那場戰爭中,號稱亞洲第一的北洋水師折戟沉沙。目前,國內對甲午戰爭的反思逐漸升溫,其中多數話題聚焦于中國與日本的博弈,甚至探討“甲午戰爭”再次爆發的可能性。在日本右翼勢力死灰復燃的當下,這種反思的確很有意義,但視野又不能僅局限于此,否則可能忽視一個更為重要的命題——在那個甲午年,打敗中國的不只是日本的堅船利炮,更有中國未能克服的改革惰性。

　　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昌,逆之者亡。在19世紀后半葉,近代化就是這個不可逆轉的世界潮流。而在這一波世界潮流中,中國的“天資”是不錯的,因為有著龐大的體量優勢,只要稍有振奮之意,便能以驚人的速度提升國力。在19世紀六七十年代,剛剛起步的洋務運動,就讓中國先后挫敗了沙俄和法國兩大列強的侵略圖謀,這正是中國體量優勢的明證。

　　然而,改革需要壯士斷腕的勇氣,也需要堅持不懈的毅力。在建起遠東第一的北洋水師之后,在西洋媒體一片“今日之大清已非昔日之大清”的頌揚之中,彼時的中國精英階層迷失了方向。尚有進取之意者開始滿足于“中學為體,西學為用”,只圖守成者則干脆故態復萌、借洋務運動帶來的紅利重溫他們奢華腐敗的舊夢。甲午年慈禧太后那個“這次可得好好作個壽”的夙愿,實則道出的是大清王朝充滿惰性的心聲。　　由此看來,在那場戰爭中,北洋水師的慘敗是不可避免的,軍事上的失利也只是改革淺嘗輒止的一個側面反映。對此,日本近代政治家伊藤博文早在甲午戰爭前十年就有過預言:“清國自太平天國危機以來始行洋務,自中法戰爭之后興建鐵道,每至危機而有振興,但是一二年后必定又因循而安。”這位后來參與策劃對中國作戰的日本首相,其實早已洞見了清朝“撥一撥才轉一轉”的被動改革邏輯。

　　“家必自毀,而后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后人伐之。”中國常常被人們比作巨人、雄獅和萬里長城,然而,巨人的弱點是自己跌倒,雄獅的短處是容易沉睡,而堡壘也是從內部被攻克。小有所成之后便惰性發作,拒絕進一步改革,成了當時擊倒中國的病癥。明白了這一點,我們就不難理解甲午戰敗之后的中國何以迅速掀起了向日本學習的熱潮。

　　中國經過30多年的改革,已經釋放了巨大的紅利,但在一些問題多、矛盾大的領域,改革還需要繼續破題。面對風云變幻的國際局勢和人民群眾的殷切期待,全面改革變得越來越緊迫,此時,正是抓住機遇,銳意改革的歷史時機,通過全面改革增強綜合國力。

　　甲午戰爭早已成為歷史,沉重的歷史告訴我們,改革沒有終點,任何時候都不能放任惰性。在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的時候,我們需要以更大的勇氣沖破觀念的障礙和利益的藩籬。只有順應潮流不斷改革,今天的中國才能凝聚起不可戰勝的力量,也敢于挺起胸膛面對任何挑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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