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吳曉波

　　王安石變法是全方位的配套改革,然而結局卻很慘烈,這令后來者對激進式變革望而卻步。

　　在經濟史,乃至整部國史上,王安石變法都是一個轉折點。變法之前的中國,是一個充滿自信的國家,是一個開放的國家。變法以后的中國,就變成了一個謹小慎微的國家,一個更愿意閉關鎖國的國家,甚至國民性都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我們需將這場變法與宋政權的很多制度聯系起來思考。首先是“杯酒釋兵權”,宋太祖趙匡胤將兵權統統收繳到中央,由“兵在藩鎮”改為中央養兵。此后,地方藩鎮再沒有力量挑戰中央。然而,另外一個大問題卻旁生出來,即軍費支出不堪重負,是為“兵政之患”。

　　此外,宋政權在經濟制度安排上,還有幾個與前朝代不同的政策:一是公開允許官員經商,二是不抑制土地兼并,三是對壟斷資源進行授權經營。

　　其中,全漢升在《宋代官吏之私營商業》這篇論文中,總結出了宋代官員經商的六個“特異的地方”,包括:以公款作資本,以公物作商品或商品原料,以官船販運,利用公家的勞動力,借勢賤買貴賣或加以壟斷、逃稅。這六點當然是古往今來所有權貴經濟共同的“特異的地方”。

　　如果說官員經商是一次體制內的權貴狂歡,那么,政府對民間商人的“授權經營”則是官商經濟的另外一翼。這是一種十分典型的官商經濟,處在被授權地位的民間商人集團徹底喪失了對重要產業的控制權,國有資本在關系到國計民生的支柱性產業中牢牢地掌握了資源權、定價權和分配權。更為關鍵的是,這種定向授權的方式營造出了一個巨大的尋租空間,成為一種權貴經濟模式。

　　宋代開國一百年以后,毛病就出現了。第一個是貧富差距拉得很大,窮人很窮,富人很富；第二個是土地兼并,全國一半以上的土地掌握在少數家族手上。而財政收入跟不上政府支出的增長,捉襟見肘,于是就要改革。

　　搞改革的皇帝是宋神宗,登基時20歲,很年輕。宋神宗找的操盤人就是王安石。

　　王安石頒布的法令,大大小小有十余條,分別是均輸法、市易法、青苗法、農田水利法、免役法、方田均稅法等。其中最重要的是前三條。

　　均輸這兩個字來自于桑弘羊,就是國家成立物資部和物價委員會,管制重要生產資料的產銷。這個法令推行后,國家就全面壟斷了重要資源的生產和銷售；市易法是對城市商品零售的國家壟斷,政府在各地設立市易司,由政府撥出本錢,負責平價購買“滯銷商品”,到市場缺貨時出售,商品價格由市易司劃定；青苗法則是農業領域的變革,在每年夏秋兩收前,農戶可到當地官府借貸現錢或糧谷,以補助耕作。每筆貸款的利息為20%,一年可貸兩次。跟所有的計劃經濟大師一樣,“王安石變法”的初衷其實就是兩個:第一,盡可能多地增加財政收入；第二,打擊富豪,縮小貧富差距。而其結果也是同樣的兩個:前者的目標在短期內會迅速地實現,長遠看卻注定失敗；后者的目標則從來不會實現。

　　具體來說,變法實施之后,國庫果然為之一飽,僅市易司獲得的收入就相當于全年夏秋兩稅總收入的三成,政府因青苗法而得到的利息也十分驚人,因為征繳上來的錢糧綢帛實在太多了,以至于不得不新建52個大倉庫。

　　可是很快,弊端就呈現出來。

　　均輸法讓發運使衙門成了一個權力空前膨脹的“政府型公司”,它到處與民爭利,官方的采購價格與市場波動背道而馳,要么大大低于市場價格幾近搶劫,要么大大高于市場價格收受回扣,發運使把大米運到一些缺糧地區,銷售價格比之前上漲一倍,正常的市場運行被完全地打亂了。宋朝官員本來就樂于經商,均輸法正好給了他們一個中飽私囊的好機會。

　　市易法“盡收天下之貨”,讓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銀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經營范圍越來越廣,連水果、芝麻都被壟斷了起來,城市商業秩序被徹底破壞。

　　對普通農戶來說,傷害最大的當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國家拿出一定的款項在地方上放債,以免窮人受富人高利貸的剝削。可是一到執行階段,就完全地變味了。各級官員把陳舊的霉糧放給農戶,收回的卻必須是新糧,放的時候斤兩不足,收的時候卻故意壓秤,一來一回,實際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貸還要高。中央為了把錢放出去,就下達貸款指標,地方官只好搞攤派,民間苦不堪言,如果發生水災旱災,地方政府為了收回本息,就到處抓人,農民只好賣地賣兒女。

　　種種新政的實施,讓寬松的經濟環境不復存在,自由工商業者遭到毀滅性的打擊,民國學者王孝通在《中國商業史》中一言以蔽之——自王安石變法之后,“商業早入于衰頹之境矣”。

　　王安石創造了一個貪婪的集權制度,他的繼任者蔡京是國史上出了名的貪官和奸臣,他把王安石的國家主義推到了極致,并毫無懸念地轉型為權貴經濟。在這個世界上,人性的貪婪都是需要制度基礎的,好的制度會遏制人的惡,反之則會催化和放大之。在這個意義上,比人的貪婪更可怕的是制度的貪婪。

　　從王安石開始變法的1069年,到蔡京被罷官的1126年(靖康元年),極端的國有專營制度的實施前后長達57年,而這又正是北宋帝國由半衰走向滅亡的57年。1127年,北方的金軍攻破汴梁,擄走宋徽宗、宋欽宗,北宋就這樣亡了。

　　一個特別嚴重的后果是,“王安石變法”的失敗給后來的治國者造成了巨大的心理陰影。一位如此才華卓著的財經大師,在工商經濟如此發達的宏觀環境中,進行一場如此全方位的配套改革,卻造成如此慘烈的失敗結局,這令所有的后來者對激進式變革望而卻步。自北宋之后,南宋、明、清歷代治國者基本放棄了體制內的制度創新,開始用更加嚴酷的管制方式來維持統治,其經濟策略越來越謹小慎微、趨向保守,最終走進了閉關鎖國的死胡同。（本文刊登于2014年7月2日《大眾日報》9版“學林漫筆”專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