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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 水稻和
棉花的引進與推廣,在“耕”和“織”兩大領域創造了閉關鎖國的必要條件。
在中國經濟史上,有兩種植物徹底改變了國家的命運,一是宋代的水稻,二是明代的棉花。
水稻原產于亞洲熱帶地區,五代及宋代初期,香巴王國(今越南北部)的占城稻被廣泛引入長江流域,它一年可有兩熟,甚至三熟,而且產量比一年一熟的小麥要高一倍,從而引發了一場“水稻革命”。糧食產量劇增,從此之后,統治者失去了對外進行土地和人口掠奪的“剛性需求”。
而朱元璋則發動了一場“棉花革命”。棉原產于印度,在漢字中第一次出現是南朝的《宋書》。元代,松江府(今上海)的婦女黃道婆改進紡織技術,使生產效率大幅提高。朱元璋建國之后大力推廣棉花種植,他下令,農民有田五至十畝的,俱令種桑、麻、棉各半畝,10畝以上倍之,到1393年(洪武二十六年),全國田地比元末增長了4倍多,其中棉田的增加最為顯著。棉花種植和棉紡織技術的革新,徹底改變了中國人以絲綢和麻布為主的穿著傳統,服裝產量為之大增,棉紡織迅速成為全國第一大手工制造業。
這兩場革命,“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對中國的經濟結構、社會結構、政治治理理念乃至國民性都造成了重大的、不可逆的影響。
這里還有一個世界級的問題需要解答:眾所周知,發生于英國的工業革命其實也是以紡織業為啟動點的,而它最終引爆了機械技術的革命性創新,同時帶來社會組織的顛覆性變化,最終誕生了資本主義,改變了人類文明的方向。那么,為什么同一個產業的創新,在中國不但沒有引發與英國相同的革命性效應,反而為自閉創造了條件?
學者們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14世紀的中國江南鄉村,每個農家都有織機一部,耕作之余,無論婦孺老小都從事紡織,全家動手,機聲不休,通宵達旦。每戶所織之布雖然數量甚微,但聚合之后,成億萬之數。趙岡和陳鐘毅在他們的研究中指出過一個讓人吃驚的事實:從14世紀一直到19世紀80年代以前,在中國沒有出現過一家手工業棉紡織場!這種“一戶一織”的家庭紡織與規模化的工場化生產相比,最大的特點,或者說優勢是,前者的從業者幾乎沒有勞動成本支出,而且時間也是幾乎沒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閑暇時間單獨操作。在這種生產模式的競爭之下,規模化的手工業工場當然就沒有任何生存的空間了。
在明代之后,與數以百萬計的農村家庭紡機相配套的,是中國從城市化向城鎮化的大退化。隨著家庭紡織業的繁榮,這些農戶的周邊自然地出現了大型交易集市。這些新型市鎮與傳統市鎮的最大不同之處是,它們興起的功能不是為農民消費服務,而是為農業生產服務,參與貿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農戶,而是大商販和巨額資金,他們的利益所得,來自于規模化經營和遠途販運。
我們不妨將這一轉變歸納為中國城市化的“離心現象”——在其他國家,城市人口比重愈來愈高,也愈來愈集中,小城市變大,大城市變得更大;但是在中國,宋代以后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漸減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擴充,明清兩代的幾個大都市,從人口到城區規模都比兩宋和元代時縮小許多,人口反而向農村靠攏,江南地區形成眾多市鎮。歐洲的城市發展路徑恰恰相反,據羅茲曼的計算,在1500年前后,歐洲最大的4個城市是米蘭、巴黎、威尼斯和那不勒斯,人口在10萬~15萬之間,到1800年,巴黎人口超過58萬,倫敦則達到了86.5萬。
在城市離心化的大趨勢之下,進而出現了“油水分離”的社會景象:政治權力集中于城市,為政府及權貴所全面控制,城市從此成為權錢交易中心和奢侈消費中心,而非生產制造中心。經濟力量則集中于數以萬計的市鎮,為民間勢力所掌握,大量的手工業分散于數量更多的村莊,這使得資本、人才和資源的集聚效應根本無法發揮。
男耕女織的社會經濟結構、扁平散點化的市鎮發展,加上以反對人口流動為目標的戶籍管理制度,一個符合中央集權要求的、以保持低效率為前提的“超穩定結構”便形成了。在這個意義上,“男耕女織”確乎是一個中國式的“唯美主義的詛咒”。
在農耕文明時期,一個國家若要閉關鎖國、拒絕與世界文明同步公轉,必須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一是土地之廣袤和糧食之充沛足以養活全體國民,二是人口之眾多足以滿足工商生產的市場供求。如果這兩個前提成立,那么,技術的進步很可能會強化——而不是減弱——這個國家的內向與封閉。碰巧,到了14世紀的明朝,對農業文明狀態下的民生而言,最主要的內需產品只有兩個,一是吃,二是穿。而水稻和棉花的引進與推廣,在“耕”和“織”兩大領域分別解決了技術性的問題,創造了閉關鎖國的必要條件。
于是,自宋代之后日漸奉行的“大陸孤立主義”,終于在明代找到了現實而頑固的落腳之處。14世紀至15世紀的那場“棉花革命”是中國農業經濟的最后一次革命,是小農經濟興盛的關鍵性因素,它將古代的中國經濟推拱到了一個新的高峰,并終止于此。從此之后,在長達400年的漫長時間里,中國成為一個不再進步、超穩定的小農社會,一個與“世界公轉”無關的、“自轉”的帝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