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晏揚

　　云南省審計廳日前完成的對云南4個州市車輛超限治理工作專項審計調查顯示，超限治理經費大部分用于人員支出，占總支出的52% ；公路維護保養及站點建設僅占總支出數的16%，公路養護資金不能得到有效保障。(7月 22日《中國青年報》)

　　貨車超載不僅容易引發交通事故，而且對公路損壞嚴重，治理超載的正當性毋庸置疑。按理說，治理超載所收繳的罰款，應當主要用于公路的維護保養。但云南省審計廳的審計表明，治超收費居然大部分用于“養人”，用于公路維護保養及站點建設的費用僅占16% 。而且人們有理由相信，這種情況并非云南省獨有。

　　眾所周知，罰款應是治超的手段，而不能異化為執法的目的。可是，當大部分治超收費變成“養人費”，當執法人員的工資福利與治超收費密切相關，那么，治理超載就難免被部門利益、個人利益裹挾，執法目的就可能從治超變為創收，“執罰經濟”“以罰代管”就難免大行其道。現實中，執法淪為“執罰”的事例不勝枚舉，“養魚執法”“釣魚執法”等手段花樣百出，其背后都是執法人員難以抑制的逐利沖動。

　　逐利沖動讓執法變成“執罰”，讓治超變成創收，以至于各種亂收費、亂罰款屢禁不止，而在路橋收費畸高的背景下，“執罰經濟”無疑使得貨車運輸成本進一步加重。其實，司機們何嘗不知道超載的危險性 、危害性，可正如一名貨車司機所抱怨的：“我們也不想超載，我們也想遵守規章制度，可是，遵守了這活就沒法干，誰替我們想過？”不超載就不賺錢甚至虧本，這是許多貨車司機面臨的共同困境。不得已，司機們只好超載；超載會被罰款，不得已，司機們只好更多地超載，由此導致“ 越超越罰、越罰越超”的惡性循環。正如全國人大代表黃細花在全國兩會上所說的，一車貨物從廣州運至北京，全程遵章守法，不超載，不但沒錢賺，還虧了3200元。

　　在這個意義上，罰款看上去是遏制超載的手段，但同時也使得超載現象愈演愈烈，其效果猶如“揚湯止沸”。更不要說“執罰經濟”下的亂罰款、亂收費，其效果無異于逼迫司機更多地超載，以便“補償”被罰的錢。值得注意的是，路橋收費以及“執罰經濟”所導致的畸高物流成本，不僅影響企業經營，而且影響產品及服務價格，進而與我們每個人的生活成本密切相關。

　　要從根本上治理超載，一方面需從降低路橋收費著手，另一方面需從遏制“執罰經濟”著手。而遏制“ 執罰經濟”重在祛除執法人員的逐利沖動，讓治超收費與執法人員的待遇脫鉤，同時像打擊超載一樣打擊公路亂罰款、亂收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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