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馮海寧

　　環保部1月7日與全國31個省(區、市)簽署了《大氣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明確了各地空氣質量改善目標和重點工作任務，進一步落實了地方政府環境保護責任，為實現全國環境空氣質量改善目標提供了堅實保障。(本報1月8日A24版報道)

　　去年9月公布的《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已經明確了具體指標：到2017年，全國地級及以上城市可吸入顆粒物濃度比2012年下降10%以上；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等區域細顆粒物濃度分別下降25%、20%、15%左右。顯然，這次環保部與各省(區、市)簽署“軍令狀”，是為了分解具體指標，并保證各項指標落實。而“軍令狀”實際上是一種倒逼機制，即通過簽署《大氣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明確地方政府的防治責任，倒逼地方政府切實履行責任。軍中無戲言，地方政府既然簽署“軍令狀”，承諾的東西就要兌現，否則就要接受相應的懲罰。

　　“軍令狀”約定的目標責任能否完成，關鍵在于三點：其一，目標任務及責任人是否明確？其二，地方政府最終完成的目標任務，會不會“注水”或者造假？其三，如果完不成目標任務是否進行嚴厲問責？其中，問責制度能否落實，直接關系到大氣治污“軍令狀”是否有效——既要看是否問責，更要看問責是否嚴厲。

　　從報道來看，在大氣治污方面，對未通過考核的地區，環保部將會同組織部門、監察部門進行通報批評，并約談有關負責人，提出限期整改意見。但是，《大氣污染防治目標責任書》的問責力度明顯缺乏威懾力。無論是“通報批評”，還是“約談有關負責人”，問責力度似乎都偏輕，不足以對地方官員形成很大壓力。從相關資料來看，問責分為引咎辭職、停職、免職、撤職等。治污不力的，理應拿“官帽”開刀。

　　另外，公眾還想知道，如果完不成《大氣污染防治行動計劃》規定的具體指標，環保部門自身將面臨什么樣的考核問責？還有，空氣污染一般是過界的，有的地方是污染空氣的輸送者，而有的地方是污染空氣的接受者，在考核問責方面，是否應該區別不同地方政府的責任？這些問題也應該予以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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