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馬想斌

　　日前，國務院決定取消、調整314項行政審批項目。凡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能夠自主決定，市場競爭機制能夠有效調節，行業組織或者中介機構能自律管理的事項，政府都要退出。(本報10月11日A26版報道)

　　歷經六輪的改革，國務院本著“應減必減、該放就放”的原則，共取消和調整了2497項行政審批項目，占原有總數的69.3%。國務院此輪取消和調整行政審批項目，更從細節上明確了削減行政審批權力的態度。公民自決、市場調節與行政權力劃清界限，旨在構建一個“小政府、大社會”。在這個還權于社會、放權于市場、轉交權力給民眾的過程中，必須重視社會組織的改革、培育和提升，以滿足行政審批制度改革轉移承接的需求。

　　不過，政府還應該細化行政權力與社會 、市場之間的邊界 ，讓行政審批恪守自己的權力紅線。哪些領域是公民能夠自決而行政權力沒有退出的，哪些是市場能夠調節而政府沒有退出的，哪些是公民不能自決、市場不能調節因而行政權力不能退出的，這一系列的問題尚待更為細致的制度來規范和明確。否則，一個“務虛”的行政審批改革難以強化對行政權力的約束，公眾所期待的改革好處也會淪為水月鏡花。

　　一個缺少系統方案支撐的行政審批改革容易陷入“誤區”，舊的行政審批在減少，新的行政審批又會出現，行政權力剛從一個社會事務中脫離，立馬轉向另一個社會事務。如果沒有明確的權力邊界劃分，社會不知哪里能夠自決、市場不知哪里能夠調節、行政權力不知哪里適合審批管理，會導致該管理的不管理、該服務的沒有人服務。更重要的是，囿于對權力的癡戀和利益的糾葛，但凡政府主導的“自我限權”，注定不會一蹴而就、一帆風順。

　　說到底，行政審批改革只是政府實施公共管理和服務的一種手段改良，而構建一個“有限政府”、秩序社會、優良市場才是改革的真正目的。欲達此目的，必須厘清政府與市場、政府與社會的關系，明確各自的權力邊界 ，最終讓政府的歸政府、讓社會的歸社會、讓市場的歸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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