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馬想斌　　

    近日，福州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規定，購買緊急避孕藥須實名。針對這一規定可能泄露公民隱私的質疑，福州市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回應稱，做出實名認證規定，是為貫徹國家六個部門聯合下發的《集中整治“ 兩非”專項行動實施方案》，也是擔心有人濫用緊急避孕藥。(12月28日《南方日報》)　　

    福州市官方稱之所以出臺“避孕藥實名制”的規定，是為了貫徹國家六個部門聯合下發的《集中整治“兩非”專項行動實施方案》。而事實上 ，所謂的“兩非”，指“非醫學需要的胎兒性別鑒定、非醫學需要的人工終止妊娠。”上述方案的出臺，主要是為了平衡男女性別比例，更好地執行計劃生育的基本國策。方案中雖然提及加強“妊娠藥物”管理，但并未明確提出“避孕藥物”的實名制，那么福州市何以出臺一個曲解的規定呢？盡管這是一個極其荒誕的規定，但背后卻有我們難以回避、不容忽視的行政邏輯。

　　購買緊急避孕藥須實名，與此前的菜刀實名制有一定的相似性。管理者或許認為 ，“避孕”是亟待提防的高危行為，存在一定的社會風險，可能造成公共性傷害，所以才需用“實名登記”的方式加強監控，一旦出事方便追責。此外，購買緊急避孕藥須實名，也與規定公務員不能看黃片、機關人員不能留胡須類似——權力的觸角時不時伸向私生活的領域，越位扮演起道德警察的角色。

　　公權與私生活本來就有著明確的界限，各自都有其運行的邏輯與法則。只是，當實名制以公共管理的名義，風行到涉及私生活的范疇，所謂的公共管理，實則走入了權力監視的誤區。在管理者的想象中，實名制能使種種社會越軌行為無所遁形，使失去匿名掩護的作惡者分毫立現，社會生活由此河清海晏、秩序井然。然而，這個社會管理的烏托邦，不僅因為監督成本巨大而難以執行，同時又容易因法治基礎的缺失而落入價值迷失的境地。實名制引入避孕藥購買，如何不被理解成國家權力的強力介入，如何能避免個人私生活成為權力監視下的獵物？

　　公共管理的邊界，在權力驕橫之下被不斷延伸。購買小小的一粒緊急避孕藥，也要登記姓名、身份證號 、聯系方式、購買日期 、產品名稱，公民的私生活儼然成了權力越界管理的一個數據庫 ，如果出現類似網站用戶數據大泄露的情況，誰來收場？姑且不論這個數據庫是否安全，這種管理造就了一個監視社會的可能 ，不僅與崇尚個體自由的現代價值取向格格不入，在權力身影無處不在的局面下，這種管理也使私生活的領域被過度擠壓。

　　法國思想家福柯在《規訓和懲罰》一書中，借由監獄的歷史，指出了現代社會的監視技術 。在福柯的眼里，全部的現代社會就是一個透明的全景監獄 ，每一個人都活在“權力的眼睛”的凝視之中。同樣，古雅典一位政治家也曾說，在私人生活中，我們自由而且寬容；但在公共事務中我們嚴守法規。我們需要管理的同時，也需要明晰“私人生活“與“公共事務”的邊界，而不應該是在權力監視的嗜好下，置個人隱私于不顧。

　　或許，事情并沒有預想的那么嚴重，但實名制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靈丹妙藥”，顯然不能在公共管理中包治百病。類似購買緊急避孕藥的實名制，對于公權力來說，未必能“傷敵八百”，但“自損一千”是毫無懸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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