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汪昌蓮

　　12月27日記者了解到，轄區內高校云集的北京海淀法院，探索推出了“大學生檔案封存”制度，適用于犯罪情節較輕的大學生，使他們步入社會時不再背負犯罪標簽。目前，該法院已封存大學生犯罪檔案百余份。

　　對犯罪情節較輕的大學生，實行“檔案封存”，顯然是一種司法制度改革，體現了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一些涉案大學生及其家屬，擔心違法記錄，會影響升學、畢業和就業，甚至影響孩子一輩子。可見，封存大學生“前科”，不讓這些孩子背上歷史的包袱，實現“無痕”回歸社會，體現了司法制度對大學生群體的人文關懷。

　　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刑事訴訟法》，確定了未成年人檔案封存制度。問題是，雖然法律規定未成年人檔案可以封存，但大學生都是年滿18周歲以上的成年人，對大學生網開一面，對其他成年人群是否不公？事實上，1985年我國便在北京簽署了國際公約《聯合國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標準規則》，該規則就要求對少年犯罪檔案嚴格保密，而且該規則還將適用范圍擴大到了青年罪犯。而大學生顯然屬于青年范疇。

　　再者，大學生年齡大都在20歲至22歲，在國際上被稱為“年長少年”，還沒有就業、結婚，心智還不成熟。而大學生一旦有了“前科”，其畢業、就業就會有種種障礙，不能因其一次失足便終身背負“罪犯”標簽。可見，不能將失足大學生一棍子打死，封存“前科”，使其放下包袱，以積極的心態融入社會，對本人、對家庭、對社會，均利大于弊。

　　然而，“法無授權不可為”。封存大學生“前科”，不能依賴于一個“國際公約”，也不能止于海淀法院的“自選動作”，應于法有據。因此，建議對《刑事訴訟法》進行微調，規定適用檔案封存制度的人群為“青少年”或“在校學生”，使其成為一項全國統一的司法制度。特別是，封存大學生“前科”，僅是一種手段，對他們進行幫教和轉化，才是根本目的。應對失足大學生，全方位開展思想政治、道德法制、心理健康和文化知識幫教，引導他們重樹信心，走出違法陰影。（作者系時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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