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堂吉偉德

　　湖北鄂州市梁子湖區物價局自1989年成立至今，職工工資及辦公經費多靠自籌，其中以罰沒收入為主 。今年以來 ，該單位罰沒收入銳減，在崗不在編人員已連續5個月未發放工資。目前，梁子湖區政府已介入解決該單位面臨的窘境。(8月22日《西安晚報》)

　　相當長一段時間以來，不少地方“機構膨脹”見怪不怪，很多執法單位的編制數與實際人數，相差數倍甚至十數倍。嚴重的冗員不僅成為地方財政的沉重負擔，也成了“執法經濟”的強大推手。比如河南省商丘市梁園區境內管護的公路只有110公里 ，執法人員竟多達 200人，財政無法承擔全部費用，路政部門就只能“上路罰款”。

　　該物價局罰沒收入銳減以后難以為繼，折射出了之前亂罰款、亂收費和亂攤派的行為相當嚴重，同時也釋放出多重積極意義。在治理“執法經濟”方面，相關部門一直不遺余力，禁令出臺了一個又一個，盡管公路三亂之類的現象還依舊嚴重，吃“排污費”和“社會撫養費”還久治未絕，然而整體上還是得到了有效的遏制。同時，隨著《行政處罰法》《行政訴訟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的出臺，違法違規執法的行為受到了約束。“靠山吃山”的既得利益越陣痛，說明對權力的約束越有力，行政執法也就越規范。更為關鍵的是，當物價部門陷入困境長達數月發不出工資，既會引起地方政府的重視，也會讓其他地方類似部門產生緊迫感，由此促進體制改革和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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