齊魯晚報訊 “一個晴朗的下午，我開著豪車，帶了很多錢，和家人一起，疾馳在寬敞的馬路上，有說有笑……”

　　黑暗中，工友們打開手電，喊醒說著夢話的張昕。5月底的深夜，北京一個正在開發的城中村，張昕和工友們就睡在正在修建的大樓里。

　　這已經是張昕在城市打工的第30個年頭。20歲那年，他輟學外出打工，第一次來到城市，也是現在這個樣子，睡在一座還未建好的樓里，打地鋪。30年，生活并無太大差別，他依然要為家庭最起碼的生存奔波。

　　醒來的張昕使勁晃著腦袋，雖然現在他的夢里大多是錢和幸福，不再像三年前那樣，總是夢見死人向他招手，可剛醒來的時候他仍然難以分清夢和現實。這種“錯覺”，已經困擾了張昕好幾年。

　　張昕家在河北邯鄲的農村，家里特別貧窮，兄弟三個，兩個哥哥出車禍死了，這個大家庭的重任全落到他的肩上。五年前，張昕父母雙雙病重，在醫院住了兩個多月。恰恰在這個時候，女兒考取的省屬重點師范大學也要開學了。家里積蓄一下子掏空，還欠了一屁股債。

　　與張昕同村的工友郭凱說，張昕是一個多愁善感的人，上進心特別強，但是，“人強命不強。”“大概三年前，家里最難熬的那一段，我每天都吃不下飯，對我一直特別喜歡的象棋也失去了興趣，生活看不到半點希望。兩個多月里睡不著覺，后來一次吃3粒安眠藥也無濟于事。”張昕說，“實在是頂不下去了，我兩次割腕自殺，但都被我媳婦發現了。”

　　張昕竭盡所能擺脫經濟貧困的重負，可始終沒有多大起色。那時的張昕也不知道自己得的是抑郁癥，他總是夢見有一個穿著黑衣服的人向他招手，然后被驚醒。

　　張昕的媳婦也不知道老公到底咋了，很擔心他的精神狀態，囑咐那些跟他一起出外打工的老鄉，無論吃飯、睡覺，還是干活，都要看著張昕，永遠不要讓他一個人落單。

　　包工頭王宇做建筑已有20多年，接觸過的農民工少說也有幾千人。“據我觀察，農民工有抑郁癥的不在少數，愁眉苦臉的大有人在，他們確實生活挺艱難的。一般確診抑郁癥，我是堅決要勸回去的，萬一自殺了，我可擔當不起。前幾年，我勸回去五六個。”

　　思想病是個什么病

　　在張昕最煎熬的那段時間里，大家都說他得了“思想病”。在農村人眼里，“情緒”怎么能算是病呢，那是城里知識分子才得的毛病，思想病。

　　濟南市平陰縣農村的李華，在大兒子因酒后滋事被判刑入獄后變得郁郁寡歡，整天把自己關在家里，不再出去工作。同村人說，他以前很熱情，喜歡和人聊天，但他兒子出事后，他就得了思想病。

　　一年多后，李華去世了，村里人都說，他是“窩囊死的”。張昕住進醫院，其實并非他的本意，他是被家人強迫帶到醫院的。“一想到看病要花錢，我就心疼。這血汗錢本來就掙得難，還要花在看這種莫名其妙的病上。”張昕的妻子說：“一天300多元的醫藥開銷，200元一個小時的心理疏導，花得我眼里直冒火，最后也沒報銷，都是我們自己承擔的。”

　　“抑郁癥。”醫生的診斷結果，讓張昕和家人覺得很新鮮。妻子就此還專門跑到醫生的辦公室咨詢了大半天，“抑郁癥”究竟是什么病？“我壓根沒聽說過這玩意兒！”張昕說。

　　張昕住院兩個月，藥物治療和心理疏導讓他一點點恢復了。當再次面對生活時，他無奈地說：“掙錢、維持生計，仍讓我發愁。”“就農民本身而言，因為對抑郁癥缺乏相應的心理知識，再加之經濟上的窘迫、農村心理治療條件的匱乏，識別率尤為低。令人尷尬的是，他們自己也不知道這種心理上的變化，到底是來自抑郁癥，還是生活本身。”浙江大學附屬第一醫院精神衛生科主任許毅說。

　　“沉默的大多數”

　　張昕不知道，在他背后，還有無數農民兄弟正在遭受“思想病”的折磨，是當前我國抑郁癥最大的患病群體。根據統計，在接受社會救濟的人群中，抑郁癥比例是總人口患病率的三倍。“在安定醫院人頭攢動的候診大廳，我看到了一張張有著中國各地特征的愁苦不堪的臉。他們顯然是舟車勞頓，輾轉來到這里；東張西望，局促不安，一臉的惶惑和驚懼。他們經常長時間枯坐，如泥雕木塑。看著他們，我腦海里掠過王小波的一句話———‘沉默的大多數’。”這是財新傳媒常務副主編張進在醫院治療重度抑郁癥時所見到的真實場景。

　　任何階層成員都有可能得抑郁癥，貧困群體受苦更甚。公安部專家、著名心理醫生趙國秋認為，在社會大變遷中，農民工、農村留守人員、空巢和孤寡老人，已經成為抑郁癥高發群體，“這個問題越來越嚴重，必須引起我們的重視。”

　　公開資料顯示，貧困是導致抑郁癥的一大誘因。貧困使人抑郁，抑郁使人更加貧困，二者相互作用，導致精神障礙與孤立。這在中國9億農民群體的身上體現得淋漓盡致。

　　山東大學第二醫院心理咨詢科主任郭公社、濟南市精神衛生中心副院長楊紅梅認為，農民工患抑郁癥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壓力過大，看不到生活的希望。

　　抗抑郁先要反貧困

　　黎宇來自河南一個小村莊。剛從大學走出來的他，在愛恨交織的北京漂了一年，還是找不到方向。前不久，他被遠在老家、患抑郁癥的父親的瘋狂之舉震驚了。母親在毫無防備的情況下，被抑郁癥發作的父親用錘子在頭上連砸20多下，頭上被縫了48針。黎宇的父親兩年前因不堪家庭重負，患上了重度抑郁癥。

　　“經濟貧困雖然并不意味著精神貧困，但我身邊的現實越來越印證，精神貧困往往是由經濟貧困導致的。”黎宇在《被遺忘的角落》一文中如是說。

　　據統計，這些遭受抑郁癥困擾的農民兄弟，就診率不到十分之一，到專門的精神衛生科就診的農民更是寥寥無幾。“在對待農村、農民工，再到中國最大的窮人抑郁癥問題上，不必否認中國的發展其實是一種包含歉疚的經歷，如果仍不能彌補這樣的一種愧疚感，只能帶來更深的傷害。這個被遺落的群體，應該重新被社會記起。”山東大學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教授馬廣海分析。

　　公安部專家、著名心理醫生趙國秋認為，“要想徹底解決我國貧困階層的抑郁癥問題，首先是國家必須重視，提到全國層面才有可能解決。”

　　“很多窮人得了抑郁癥，始終都不知道，也不為外人所知。所以，反貧困和抗抑郁是相輔相成的。對抗抑郁癥，一個重要手段就是幫助窮人擺脫貧困，提升他們的經濟條件和生活質量，從而改變命運。”許毅分析，向貧困階層主動宣傳和灌輸抑郁癥的相關心理知識，提高他們的識別率，現在看來已十分必要。“被遺忘的角落，應該被社會重新記憶；掙扎在底層的農民群體、抑郁癥患者，渴望陽光照進心田。”黎宇日記本上這樣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