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倩和她的四位老人 楊倩和老公也都是
獨生子女,近兩年家中不斷有老人生病,為了照顧生病的老人,一次與公司領導請假時鬧了不愉快。楊倩老公在事業單位工作,因為請假不扣工資,目前家里老人生病全由其照顧。他雖然不愁工資但一樣壓力很大,他有一個想法“如果能有個兄弟姐們就好了”。
并非不孝,為生活所逼 楊倩的媽媽病了,她除了在媽媽做手術時來過一趟醫院,再也沒來過。
楊倩和老公的四位父母的平均年齡是62歲。她有一種身邊親人“一步邁入老齡化時代”的感覺。
楊倩說,有時候想到媽媽在醫院住著,自己會偷偷掉淚。從小到大,她所有的喜怒哀樂都只和媽媽說。楊倩的媽媽11月4日因骨關節炎住院,楊倩在醫院呆了一天,第二天就匆匆回公司上班了。
32歲的楊倩是家里的獨生女。從小和媽媽感情深厚的她,在媽媽住院時沒有請假陪護。因為“請假沒有工資,家里還有房貸要還、孩子上學要錢,總不能不掙錢了吧”。楊倩在黃島一家公司做廣告策劃,完不成工作任務,就沒有工資和提成。“請假就沒有業務提成,公司底薪只有1800元。”楊倩說道。在沒有換工作之前,為了掙錢她必須每天去上班。
楊倩和老公是一對獨生子女家庭。標準的中國“421”型家庭構架。楊倩說:“從前年開始,就總感覺很倒霉,家里的事開始越來越多。”2011年夏天,婆婆乳腺炎住院半個多月,照顧婆婆請假一個月的她和公司領導發生了矛盾,而那個月公司沒有給她發工資。之后家里再有老人住院,她就很少陪護了。緊接著2012年春天,公公騎電動車在路上和一輛摩托車相撞,住了半個月的院。2013年11月份的一天,媽媽骨關節炎犯了,住進了醫院。家里的老人生病住院,她很少在醫院陪床。原因是“請假自己就沒有工資了,公司沒有帶薪假”。
面對記者的采訪,她反復對記者強調:“難道是我不孝順嗎?我是沒辦法。”
幸虧老公請假不扣工資 楊倩不能陪護,楊倩的老公開始承擔起在醫院陪護的責任。
楊倩老公在一處事業單位上班,“他請假也有工資,老人病了,他請假單位又不扣錢。”楊倩說。
11月20日,楊倩的老公張一(化名)向記者表示,“不扣錢我也累,老人一病感覺自己整個人都得撲上去。”張一覺得現在最大的問題是“人太少了,我和對象都是獨生子女,我們都沒有兄弟姐們,老人病了,我就整個得連軸轉。”
老人生病需要陪護,張一每天有21個小時都在醫院,剩下的3個小時,是接送孩子上學、放學。
11月21日晚上12點多,401醫院住院部的病人開始進入夢鄉,護士們巡查完畢,拔掉了病人最后一瓶注射液。張一才開始把躺椅擺下,睡覺。由于同病房的其他病人和家屬在活動,病房里一直沒有安靜下來。張一一直處在迷迷糊糊的狀態中,凌晨2點,他猛然間醒了,睜眼發現老人也醒了,他起來扶起老人上廁所。凌晨4點多,張一又起來幫老人翻身。
早上6點來鐘,夜班的護士下班,又來到病房查房。此時的張一已經起來洗漱完了。
11月22日下午,記者跟隨張一回家拿老人用的輪椅,到家之后,他拿起餅干吃了兩口,他告訴記者先歇會兒,一會兒再走。5分鐘后,記者看到他趴在地上的床墊上睡著了,手里還拿著沒吃完的餅干。
楊倩這個事業單位的老公,并沒有楊倩想得那么幸福,他感到“壓力山大”,同時他還有一個想法“如果能有個兄弟姐們就好了”,和同樣在醫院照顧老人的獨生子李非的想法不謀而合。
這是一群人的焦慮 無論楊倩還是李非,這個龐大的成年獨生子女群體日益受到越來越大的壓力。
青島農業大學海都學院新聞傳播學高艷艷老師認為,“事實上,媒體和社會在第一代獨生子女的成長過程中,長期以來存在一定憂慮。認為他們過于自我、追求享受、害怕吃苦,由此給他們戴上小皇帝的帽子。但是據學院調查,獨生子女并非只有享受,隨著老齡化社會的來臨,他們承受巨大的心理和競爭壓力。”
在山東路上一家宣傳策劃公司工作的孟先生,談起這個問題就心情不爽。他反問記者:“都說我們獨生子女享受了更多的權利,我怎么沒感覺到?我還是該怎么過就怎么過。話說回來,即使我享受了,那也是國家獨生子女政策規定的。現在父母需要養老,我唯一的想法就是孝順父母,照顧老人。可是我一個人怎么辦?老人照顧不過來,公司還催著交策劃,請假我又沒有錢,感覺我快瘋了。”
孟先生的焦慮經常讓他覺得“生活沒有了希望”,他覺得這個問題“早晚得解決吧。”11月23日的午后,他倚在辦公桌前,半開玩笑地說:“如果要是有獨生子女帶薪休假制度,那我的生活就重燃希望了。最好就是和休產假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