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堂吉偉德

　　有統計顯示，巨大的工作壓力導致我國每年“過勞死”的人數達60萬人，中國已超越日本成為“過勞死”第一大國。這樣算來，每年“過勞死”超過60萬人，平均下來，每天約超過1600人因勞累引發疾病離開這個世界。

　　有媒體調查披露，我國大城市白領有接近六成處于“過勞”狀態。“拿命換錢”幾乎成了國人的生存狀態：為了能掙更多的錢，便會對加班抱以默認；為了能保住工作，便會犧牲自己應有的勞動待遇；為了不被炒魷魚，會對用人單的侵權行為逆來順受；為了獲得更多的收入，便會在正常的工作之余，從事更多的兼職。在巨大的生存壓力之下，有的人扛不住便選擇了輕生，堅持下來的人，要么過勞而英年早逝，要么身體透支而渾身是病。2009年的一項調查顯示，我國超過50% 的職業人群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焦慮癥狀。

　　國人并非不懂得“休閑”的好處，不知道“慢生活”的舒適，而是現實的逼仄使他們失去了這個權利。居高不下的房價，高不可攀的物價，上學、就醫、養老如同三座大山，讓國人根本沒有停一停的機會。在社會保障不力、公共財政無以托底、公共責任需要個人承擔的情況下，“過勞死”其實就是在為公共保障的無力埋單。

　　誰剝奪了民眾的休息權和選擇權？當權利保障不力，用工環境不優，監管力度不夠，公共責任尤其是社會福利缺失，老有所養、病有所醫、學有所教的保障體系不健全，民眾只能靠自己去解決問題。在這樣的情況下，他們不敢也無法停下腳步，被迫把獲得經濟來源的工作看得至關重要，以至于寧肯犧牲自己的權利、弱化自己的地位，也要屈從和屈服于現實。

　　相較而言，一些發達國家由于有完善而有力的社會保障兜底，民眾的吃穿住行、就醫入學、養老都能獲得有效的保障，甚至失業時也有足額的失業救濟助其解困。比如，根據美國國會2009年通過的《美國復蘇與再投資法案》，很多失業者可最多領取99個星期的失業福利。如此優越而可靠的保障體系，為民眾提供了最大化的權利保障。解決了后顧之憂，才能淡然面對當前，個體的權利也才不會顯得弱勢。“過勞死第一大國”是權利蒼白的標簽，也是對爭取公共保障的另類呼喚。

　　相關新聞詳見本報今日A1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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