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者蔣寶娣 為了救人，還是為了炒作？

　　4月11日凌晨1點，25歲的蔣寶娣在床上輾轉反側，思慮再三，她在網上發了一條微博，她說自己沒有炒作的意思，單純是為了救自己的姐姐——

　　蔣寶娣出生于1988年8月23日，父母年邁，姐姐得了急性髓細胞白血病，家庭無力支撐巨額費用。

　　蔣寶娣聲明：“如果可以救助我的姐姐，我愿意用一生來報答，我也可以嫁給你。我會做到。”

　　像蔣寶娣和她姐姐一樣面臨無助的人有很多，當只有靠一些噱頭才能吸引眼球的時候，我們不禁要問問—— 這個社會的慈善事業到底是怎么了？

　　蔣寶煥在2013年正月初四查出了白血病，之后輾轉了很多的醫院進行治療。

　　“她原來長發到腰，現在做化療，頭發都掉光了。”蔣寶娣這樣描述自己的姐姐。

　　蔣寶娣的父親是一名教師，每月的收入少得可憐，家里有四個女兒，當時已花費了十多萬元醫藥費，高昂的治療費用把她從濟南協和醫院逼到石家莊市無極志奎血液病醫院。

　　救命稻草有一根，國家出臺的大病保障制度，可蔣寶娣稱，當地政府告訴她們家，只有本地戶口的居民才能享受這個待遇，可姐姐大學畢業后來到青島，之后又遷到東營，戶口不在本地。家里曾托人在東營辦理大病保障的相關事宜，手續繁瑣且沒有什么進展。

　　無奈的蔣寶娣開始把目光轉向民間，因為民間慈善見效快，她開始自行募捐。

　　4月7日，蔣寶娣和兩名同事來到菏澤單縣烈士陵園門前開始給姐姐募捐，他們帶去了戶口復印件，村里開的證明、相關照片和父親寫的一封求助信，“我怕人家不相信我。”

　　那天的風特別大，蔣寶娣拿著大喇叭站在風里向過往的路人訴說著家庭的不幸，可關注者寥寥無幾。

　　“沒多少人搭理我，大家投來不信任的眼光。”一天下來，她只拿到600元錢。

　　天黑的時候，他們決定結束募捐，蔣寶娣和幾個同事抱著箱子，背著椅子往回趕時，路上一對年輕的情侶正好路過，女的對男的說：“他們收場了。”蔣寶娣聽完這句話之后，心里涼涼的。

　　“我有的時候感覺很無助，你去和別人說什么，別人總會質疑，要么就是不屑一顧，我覺得自己很可憐。”4月15日中午，她這樣向記者說道，“當然也有好心人，就像我的同事，還有一些村里的人。”

　　有時候，蔣寶娣會同自己的同事聚在一起討論下一步該怎么辦，有人找來慈善網的網址，有人找來一些媒體的電話，有人去縣里的廣播臺找人求助，可基本上都沒有起到什么作用。

　　于是，在4月11日凌晨1點的時候，蔣寶娣發出了本文開頭提到的那條微博。

　　發出微博不多久，她的這條信息就被瘋狂轉載，不少媒體記者紛至沓來，蔣寶娣在網上公布自己的銀行賬號，社會上的愛心之水開始點點匯聚。

　　她有的時候也會反思自己的那條救命微博，有時她會想，如果沒有這條微博，姐姐會是什么樣子？

　　在關注蔣寶娣的眾多人之中，有一個人幫了很大的忙，他幫助蔣寶娣轉發了微博，還幫助她聯系了一些公益組織的負責人，他就是青島的草根義工“楊師傅幫辦”楊曉明，在他看來，蔣寶娣的事不是個例，“很多求助者都是這樣的，沒看到，沒關注，也許就沒命了。”

　　打開微博，輸入“求助”一詞，出現的各類求助信息有成千上萬條，單單鎖定青島地區，記者粗略統計，每天更新的各類求助信息都有數十條。

　　“太多了，我也沒有辦法，我只能碰一個幫一個，幫助他們‘運作’”。4月15日，楊師傅這樣形容自己的公益活動，他管這種救人活動叫“運作”。這些“運作”者，尋找求助者身上的感人之處，轉發微博、通知媒體，最后是全民關注，這個時候，一個原本在死亡線上掙扎的人也許就活了過來，“現在基本上都是這個模式。”

　　那么類似“運作”有無成本呢？當然是有的，拋開其中的物質成本和人力成本不談，最重要的還是“良心成本”，“我有一種擔憂，就是社會上的好心人是有很多，可我們總是這樣運作，大家會不會有麻木的一天？今天可以報一個人多可憐，明天也可以報一個人多可憐，成千上萬次之后，大家還愿意去幫助嗎？現在沒有麻木，以后會麻木嗎？”楊師傅說這些話的時候，眼中閃出一絲憂慮。

　　楊師傅認為，能避免這種“運作”產生不良后果只有一種方法，那就是政府的及時跟進。“政府的大病救助能不能有個應急預案，如果能及時解決求助者的難題，才不會有這么多人需要被‘運作’。”

　　民間慈善組織 松綁手續能否簡單點

　　有學者統計，在全國沒有注冊的民間自發組織已超過300萬個。大部分民間組織因為“轉正”的門檻太高，一直為“黑戶”。

　　王剛所參與的民間慈善組織在匯泉路有一個辦公地點，每個月，這個慈善組織都能收到從全國各地捐來的衣物多達5到6噸，上周六，一大批社團成員來到這里幫忙，打包歸類，這些衣物要送往云南貴州偏遠山區的孩子手里。

　　這項工作從2009年開展至今，是全國最大的一個衣物捐獻活動。

　　“幾百個包裹發到當地，路途艱險，別的不說，物流費就是一筆很大的開銷。”4月15日，該組織的一名負責人王剛向記者介紹，“我們能出的錢很少，很少有物流公司的老板愿意跟我們長期合作。”

　　幸好現在跟他們打交道的物流老板一直支持這些活動。

　　除了捐衣物，這個慈善組織還免費帶艾滋病患者做身體檢查。去年他們幫助了112個艾滋病患者，花了6萬余元。

　　可所有這些慈善工作，他們并不愿意拿出來報道，不是不留名，而是不敢留名。

　　“我們愛宣傳，因為宣傳得多了，社會上更多地愛心人士才愿意加入進來，可我們又怕宣傳，因為我們的身份很尷尬，我們現在掛靠在北京的一家基金會下，按理說，我們在青島從事慈善工作是要注冊的，沒有注冊，做這些活動是不被允許的。”

　　王剛說他自己并沒有參與慈善組織在青島的注冊活動，但他從同事那里知道，注冊起來“十分麻煩。”

　　正因為這個原因，王剛一直要求記者不要提該慈善組織的名稱，“做公益也違法違規”，這是不少民間慈善組織面臨的困擾。

　　除了注冊身份困難，民間慈善組織吸收成員也是一個難題。

　　“我有一個朋友很有錢，想來做慈善，可他縮回去了，沒有做。”王剛指著樓下的賓利對記者說：“這輛車價格怎么也得300萬元吧，他很可能沒有做慈善，因為有錢人做慈善的成本太高了。”

　　王剛發現，在周圍百姓的眼里，慈善家和道德楷模是需要畫等號的，如果一個富人從事慈善事業卻又過著奢華的生活，一般會被不少人罵得一文不值。

　　一個不容忽視的現象是，盡管民間慈善組織會遇到各種各樣的難題，但它依然在日漸壯大，通過查看青島市社會組織網記者獲悉，現在青島注冊的基金會共有7家，社會團體已經達到1929個，實際存在的民間團體肯定要多過這個數字。

　　“郭美美事件”之后，為了應對公眾對紅會的信任危機，2011年7月4日，民政部發布了一則消息：公益慈善類、社會福利類、社會服務類社會組織將可直接登記，改變之前的雙重管理門檻，這則消息無疑給民間慈善組織松了綁。

　　在青島方面，相關的試點工作終于開始推廣，本月2日，青島在市南、市北、嶗山、城陽、萊西試點社會組織直接登記制度，其中城陽區率先執行，一些民間慈善組織的負責人趕忙“洗腳上岸”，民間慈善組織“黑戶”時代快要走向結束了。

　　李寶峰是青島愛心社聯合會的會長，從年初他就不斷去民政部門，進行民間慈善組織的登記工作，“本月有望拿下。”

　　青島愛心社聯合會主要從事與教育有關的慈善工作，在此之前，一直無法注冊。如今，李寶峰和妻子從各處借來10萬元資金，進行驗資。“程序上感覺還是有些麻煩，不敢大意。”

　　他認為試點工作確實給民間慈善組織松了綁，但門檻還是有些高，“很多民間慈善組織是在做好事，但是你讓他們拿出10萬元來驗資，還要有固定的辦公地點可能比較困難。”

　　除此之外，一些程序不夠細化也讓他頗為頭疼。“都是第一次做，沒有經驗，很多程序不夠細化，需要來來回回跑很多趟，如果能夠細化、簡化，效果可能會更好一些。”文/圖 記者 田野

　　 （來源：半島網-城市信報） [編輯: 張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