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者的自救

　　實際上，李蒙在跟這些志愿者交談后發現，這些成為“隨手街頭救助”志愿者的上訪者每天忙于公益活動后，自我感覺比以前充實多了。

　　更為積極的結果是，這些自我覺醒的上訪者又開始幫助其他上訪者，幫他們打開心結，甚至實實在在地幫他們解決上訪難題。

　　樊銀華現在是“隨手街頭救助”的負責人，現在每天都要帶著東西去各個站點給這些流浪者發放物資，但在2011年 12月之前，他在北京每天的任務還是上訪反映問題。

　　樊銀華原來在深圳是一個包工頭，下面有三十幾個打工仔，生活富足。1996年，22歲的樊銀華被當地一個合同民警打成胳膊和腿粉碎性骨折，自此樊銀華走上法律維權的道路。

　　從1996年到2007年，樊銀華經歷過各級法院的不公正判決，還被反告勒索罪，勞教兩年，在走完了地方上所有的申訴程序后，始終沒有得到滿意答復的樊銀華來北京上訪。

　　2007年8月13日，樊銀華第一次在信訪接待室登記 ，從此開始不停上訪。

　　“從2007年開始一直到2011年，幾乎每年都會在北京待一段時間，少則十幾天，多則三個月大半年，主要就是上訪反映兩個問題，一個是自己被打成重傷的案子，一個是自己無緣無故被勞教。”在樊銀華的努力下，2010年，他被打成重傷的案件終于告一段落，獲得15萬元的賠償；另外一個希望最高人民法院能撤銷自己勞教決定的訴求到現在還沒有實現。

　　但自從2011年12月成為“隨手街頭救助”的志愿者后，樊銀華似乎變了一個人，他開始樂呵呵地幫助別人，開始為別人提供一些法律咨詢和上訪技巧。自從走上法律維權的道路后，樊銀華就開始自學法律，再加上多年的維權經歷，他已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以前我上訪的時候都是采取了一些比較極端的措施 ，比如到天安門廣場散發傳單，或者掛橫幅，但現在肯定不會那樣做了。我已經有一年多不去信訪窗口登記了，可能過兩個月還會去，因為我要是再不登記 ，關于撤銷勞教決定的申訴就過了兩年有效期了。”樊銀華平靜地告訴記者。

　　大多數時候，樊銀華都是拖著不方便的腿，帶著幾個志愿者，去給流落街頭的流浪者發放東西，遇到一些悲痛的上訪者，樊銀華也會提出信訪建議。

　　“很多人聽了我的建議后獲得了賠償。有一個案子，原本 5000塊錢的賠償都不給，后來經過合理的上訪后 ，最終獲得了14萬元賠償。”樊銀華告訴記者，自己最大的不幸在于維權走了太多的彎路，他不希望別人重蹈覆轍。

　　學者建議廢除信訪制

　　但樊銀華多年曲折上訪得來的維權勝利，顯然不足以成為示范，更多的人還是陷在上訪無果繼續上訪的循環中。

　　一個殘酷的現實是，盡管這些流浪上訪者的處境艱難，但實際上并不是所有的上訪者都有冤屈。根據于建嶸的研究，這些人滯京原因不一且較為復雜：其中，近半數以上的信訪群眾表示，因為害怕地方政府的打擊報復不敢回鄉；另一部分當事人，并非案件的判決本身有問題，而是由于對地方各級司法機關不信任才長期滯京上訪，需要有獨立的中介機構幫助他們進行分析和把握；還有些長期滯京人員的精神狀況已存在不同程度的問題，需要進行心理輔導。

　　根據于建嶸的調查顯示，接受問卷調查的560人平均來京上訪14.63次，最近一次平均在京292.07天，平均共跑了3.65個部門和機關。有些人進京上訪已數十年，他們在北京的生活狀況十分差，有些在街頭露宿，靠拾垃圾或乞討為生。

　　“信訪制度是變相的制度激勵，讓很多老百姓造成一種錯覺，大鬧大解決，小鬧小解決，不鬧不解決。實際上，信訪制度擔當不了救助冤屈的職能，反而是成本最高、效率最低的，所以越早廢除越好。”北京理工大學法學院教授、司法高等研究所主任徐昕告訴記者，由他主持的《 中國司法制度改革年度報告》連續發布四年，每年都有大量篇幅關注信訪制度改革。

　　徐昕建議，在廢除信訪制度的同時也要在司法改革上有所突破，所有的冤屈都應該在法律制度層面上得到解決。

　　的確，如徐昕所言，大多數的信訪案件最終還是需要在法律層面內解決。記者注意到，在2013年1月7日召開的全國政法工作會議上也明確提出，“引導涉法涉訴信訪問題在法治軌道內妥善解決”。    于建嶸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甚至公開表示，最好是把信訪部門撤了，合并到司法部門中去，變成法律調解部門和法律援助部門，“信訪是群眾的法定權利，但不一定要通過這種方式來解決問題，一切問題只能通過法律渠道來解決。”

　　文/圖 記者 李楊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林永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