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二、新時代我國經濟建設的環境與著力點的變化

　　當前中國經濟正在進入中速的增長軌道。2011年全國經濟增長率降到10%以下，2012年降到8%以下，現在穩定在6%—7%左右。未來隨著發展條件的變化，我們可能不得不習慣于長期面對相對低速的經濟增長。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我們對經濟建設的環境和著力點的變化要有清醒的認識。

　　應該看到，新一輪趕超戰略面對的中長期問題有很多。例如，國際環境和市場容量等條件，過去可以支撐中國的全面小康進程，但是未來一個大國經濟體系的現代化崛起過程，不可能再次依靠出口導向，我們如何成為內生性需求大國，在為全球提供市場的同時，支持創新驅動國家的建設？再如，基本實現現代化的重點和難點在“三農”，“三農”現代化的主要途徑是城市化，城市化也是創造內生性需求的主要方式之一。但是城市化怎么搞，是搞城鎮化、大中小城市并舉，還是搞連綿的城市群？城鄉居民公共福利怎么均等化？還有，收入分配政策怎么調整，才能提高中等收入者比重，培育基本現代化所需要的穩定的社會力量？如此等等。在這一串長長的問題清單中，我選擇補短板及其影響這個問題進行重點論述。

　　實施相對均衡協調的追趕戰略，其實就是要重新審視過去忽略的東西，重新在資源配置上把過去非均衡發展戰略造就的短板拉長，把過去暫時擱置和未付的社會成本重新補償回來。做不到這一點，短板效應將會引起社會邊際成本急速上升，從而制約發展水平提高。對于實現全面小康來說，有些短板是避不開的，如農村貧困人口、科技進步水平和生態環境、金融安全的制度短板等。因此，補短板就要注重脫貧攻堅的精準度，就要扎實推進科技創新和生態文明建設。“揚長補短”的關鍵，是要補制度創新的“短”，釋放制度性紅利。如消除二元結構關鍵在于城市化的制度設計，生態環境保護關鍵在于實施綠色產業政策，導致金融危機的潛在風險主要在于法治基礎薄弱，基礎設施建設關鍵在融資體制完善，等等。總的來說，政府是制度供給的主體，也是驅動創新發展的主體，因而要把創新制度的供給，當作政府調結構的“抓手”，政府要通過增加高質量的制度供給，給市場運行主體創造優良的環境。

　　“揚長補短”的政策取向必然使潛在的增長空間得到有效擴展，同時會對中國經濟的中短期發展產生重大影響。基本的影響及其效應可以總結如下：

　　第一，中國以要素價格不斷上升為基本特征的變革正在形成。近年來，中國上游產業掀起了漲價潮，各類能源成本飆升、用地價格飆升、高昂的利率水平等現實因素，疊加上工資上漲、人口數量減少及老齡社會來臨后的家庭撫養比率上升、社會福利程度提高和社會保障均等化、美麗中國目標的實現等。不難發現，追求全面均衡協調發展，尤其是補民生工程和社會建設短板，一方面意味著更加重視增進人民福祉，另一方面則意味著未來中國經濟將在各種內外生因素驅動下，面臨十分強勁的要素成本上揚趨勢。由此，必將帶來勞動、人口、收入、消費、投資、環境等一系列變化。這一系列變化將推動中國經濟發展方式轉變。因為，居民收入水平上升、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國民消費和福利水平增長、民眾環境意識的高漲，是促進經濟發展轉向依靠內需，尤其是依靠消費需求的關鍵動力，是經濟發展的根本目的回歸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求的基本途徑之一。

　　第二，要素價格不斷上升，一方面倒逼經濟升級，同時會產生通貨膨脹的壓力。前一種情景正是我們過去夢寐以求的發展環境，即經濟轉型升級的倒逼機制和推動力量開始形成，發展進程越來越接近于人的全面發展的本質要求。過去我們推行的轉型升級之所以成效不顯著，是因為經濟變革缺少這樣一種內生的沖擊力。但是也應看到，在這個過程中如果不斷上升的要素成本難以被相應的創新和生產率上升所消化，就必然會出現兩個結果：一是產生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的壓力。如民眾收入的不斷提高，將推高農產品、服務消費等所有產出品的價格水平，同時使產出的機會成本提高，由此帶來經濟體系中的連鎖漲價反應，以及對物價總水平長期上漲的潛在壓力。二是如果上述通脹傳導機制為某些因素阻隔，不能轉化為由消費者承擔，就會轉化為中下游、進而上游企業都必須承擔的成本，表現為企業盈利能力下降。

　　第三，要素價格不斷上升可能會下拉中國經濟增長速度。要素價格的不斷上升，意味著企業只有依靠技術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水平提升等促進生產率上升的創新因素，才能夠消化成本上升的副作用。這預示著中國將全面進入創新驅動和結構調整的高質量發展的快車道，但由此會導致經濟增速降低。這是因為：一是低附加值出口導向的企業勢必會被擠出國際市場，原來某些低技術水平的外國直接投資企業，會被逼轉移到要素成本相對較低的國家；二是成本高企的企業如果不能適應將會因此而喪失市場競爭力，甚至出現破產倒閉，這是速度換取結構調整的代價之一，也會表現為速度降低；三是隨著居民收入和消費水平提升，消費者選擇度增加，企業之間競爭消費者的力度空前提高，企業投資風險更大，投資行為也會更加謹慎；四是在過渡到以服務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為主體的現代產業體系的過程中，中國將直接面對發達國家高競爭力企業的競爭，兩者之間的技術差距和由此決定的市場差距，將抑制中國經濟增長的可能性空間。

　　第四，要素價格的不斷上升可能會導致經濟滯脹。謹防經濟陷入“低增長、高通脹”的滯漲漩渦中。從發達國家經濟成長的歷史經驗看，惟一的途徑，就是要盡快進入創新驅動的現代經濟增長軌道。這種轉變包括三大方面：一是減少對第二次產業尤其是重化工業的過分依賴，轉向更多依賴現代服務業、高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二是把過度依賴出口、投資轉向消費、投資、出口三者互相協調，更多地轉向擴大內需；三是要把依賴投入為主的增長方式，轉向主要依賴生產率提高上。這個過程可能會出現資本和勞動較大幅度調整，由于要素調整尤其是勞動的剛性，可能會出現各類結構性失業。如果發展的動力機制轉換不力，發展的社會保障基礎不牢靠，就可能出現各種利益沖突和社會矛盾，從而可能陷入發展的“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