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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人說起民國時期的外交，首先想起的人物自然是顧維鈞，其在巴黎和會上據理力爭的姿態常為人所推崇。殊不知，民國時期的外交界還有一位和顧維鈞齊名的外交英才 ，他正是華盛頓會議中方的幕后操縱者——顏惠慶。

　　說顏惠慶是外交界的“常青樹”一點都不為過。自北洋政府成立后，顏惠慶即擔任外交次長(即外交部副部長)一職。此后外交總長曾多次更迭，但顏惠慶卻一直穩居次長之席，人稱“不倒次長”。顏惠慶跨越晚清、北洋政府、南京政府和新中國4個時期。如果說北洋外交有一位領軍人物的話，一定是顏惠慶。

　　顏惠慶既然活躍于外交界，就必然跟青島有扯不斷的聯系。在青島回歸的過程中，他到底起了什么作用?今天的《發現青島》，咱們就來聊聊顏惠慶。

　　他這樣當上國務總理

　　顏惠慶(1877-1950年)，字駿人。顏惠慶生于上海虹口一個傳教士家庭，后赴美留學，以全優成績從弗吉尼亞大學文學部畢業，獲文學士學位，是該校歷史上第一位獲學士學位的外國留學生。

　　顏惠慶的才學自晚晴時期就嶄露頭角。陳雁在《顏惠慶:北洋外交的領軍人》一文中稱，1906年10月，清學部(今教育部)奏定《考驗游學畢業生章程》，學成歸國的顏惠慶參加考試，名列文科第二。他回到上海后受聘于商務印書館，主編《英漢雙解標準大辭典》，這是第一本完全由中國人編成的大型英漢辭典。1910年夏，清政府再次為留洋歸國學生舉行殿試，顏惠慶再試中的，獲授翰林院編修。不久，擢升為外務部參議。辛亥革命爆發前，顏惠慶已升任外務部左丞，開始進入中國外交界“領導核心”。當時的他，年僅35歲。

　　對于一個男人來說，35歲正是干事創業的大好時期。顏惠慶年紀輕輕，就進入外交界上層，深為時人所褒贊。恰巧武昌起義一聲槍響，清帝國倒臺，外交系統再度人事更迭。1912年，中華民國政府成立，陸征祥出任第一任外交總長，而出任外交部次長的，正是顏惠慶。由于陸氏體弱多病，顏惠慶實際主持外交部工作。此后，外交總長曾多次更迭，但顏惠慶卻一直穩居次長之席，人稱“不倒次長”。

　　顏惠慶就任外交次長之后，最大的一次挑戰來自華盛頓會議。1919年的巴黎和會，由于列強在青島問題上偏袒日本，中國代表憤而拒簽合約。華盛頓會議實質上是巴黎和會的繼續，是美國為調和列強在遠東，特別是中國的利益而召開的重要會議，也關乎青島是否能夠收回。在這次會議中，顏惠慶幕后指揮中方代表，施展了靈活的外交手腕。簡而言之，即是巧妙規避民眾的民族主義情緒，周旋于列強之間。最終，青島得以重回祖國懷抱。當然，從日本手中奪回青島絕非說起來那么簡單，其間歷經波折坎坷，我們在下篇會詳細描述。

　　在外交界叱咤風云的顏惠慶，自然也想在政界施展抱負。可他錯看了當時中國的政局，要知道，北洋強人可不比外交紳士，政治的水更混也更深。1920年，顏惠慶扳倒了政敵，時任國務總理的梁士詒，繼而署理國務總理一職。然而，在派系林立、軍閥當道的北京政府內，顏惠慶很難施展抱負。1922年6月12日，顏惠慶任黎元洪政府的國務總理兼外交總長，因屢遭國會刁難，不得不于7月29日內閣全體辭職。1926年5月，顏惠慶在吳佩孚支持下再度組閣，但由于奉系軍閥張作霖從中作梗，竟然出現無閣員入閣的窘境，落下了“光桿內閣”的笑話。6月20日，顏惠慶被迫下臺，離開政治中心北京在天津當起寓公，專心投資實業。

　　外交家的生意經

　　下野后，顏惠慶一直在天津賦閑。也許外交紳士真是見不得北洋軍閥的卑鄙手段，顏惠慶似乎鐵定了心跟政治劃清界限，悶頭做起了生意。馬櫻健在《顏惠慶舊居：最擅經商的外交官》一文中，對顏惠慶這一時期的活動多有記載。

　　顏惠慶在民國歷任外交官當中，以“最擅長經商”著稱。史料記載，顏惠慶在天津曾與友人成立大陸商業公司。這一次的親身經歷讓顏惠慶對股份制經營有了新的認識：“我參加股份貿易公司的經驗證明，只要利息按時付給，股東一般不會找公司的麻煩。主持年度股東大會之人應當公布公司經營狀況，尊重不滿意的股東行使正當權利，遇到股東質詢時應及時解釋，以防止事態擴大，導致其他股東加入這一因誤傳引起的質問行列中。”還有一些經商見識，恐怕現在不少企業家都望塵莫及，如對于“資金鏈不暢”和“家族壟斷”，他認為，“檢查一般公司經營失敗的原因，可以歸結于兩類：其一，資本太小無法滿足需求，資金周轉不利，難有作為；其二，在創立大實業公司的過程中，缺乏管理經驗。此外，中國人的家族觀念根深蒂固，普遍認為血緣關系是最緊要的團結信任的基礎，如果缺少這層關系，任何合作事業的成功都會變得不可靠。但在實際運作中，家族經營的實業必須引入外姓人才，方能使產業發展。新的教育、新的思想和新的經驗正迅速地改變著我們的生活方式和傳統陋習。新的秩序與制度也將在商貿事業中發育成長”。

　　除了經營實業之外，顏惠慶還跟不少昔日的大佬過從甚密。當時的天津上層社會各界名流云集，有退休的大總統，前國務總理和內閣總長，下野軍閥和各省督軍，此外，還有地方巨富望族。雖然聚在一處，但這些人平時卻各成一派，絕少往來。顏惠慶在日記中記載，“各政治派系集團，直系、皖系、奉系、國會議員、獨立自由分子皆自成系統，縱然同處一城，雞犬相聞，各派系成員都堅守各自的社交圈子，不越雷池一步。除非某些國際社交場合，否則絕少相互往來酬答。當日本駐津部隊司令官或日本總領事及其高級外交代表舉行宴會或招待會時，被邀請的各系要人才得以會面，在各派系人物齊集的宴席上，確實能暫時忘卻昔日的仇恨，虛以委蛇而已。”

　　在顏惠慶接觸的朋友中不乏響當當的大人物，如徐世昌、曹錕、段祺瑞等人。《顏惠慶舊居：最擅經商的外交官》中稱，在天津，顏惠慶曾拜訪過徐世昌、曹錕和段祺瑞。“兩位前總統每逢壽辰，都要舉行盛大宴會。昔日的同僚舊部、親朋好友皆前來恭賀致意。徐大總統主要以詩文、書畫消磨時光，此外還耕作園中，養花種菜。他經常提起當政期間的外交成就 ，尤其對華盛頓會議的談判結果特別滿意。眼看后來武人不能加以利用，深感痛惜。曹大總統閑居以后難改昔日的脾氣秉性，確實也有報道說他索居無味，常常郁郁寡歡。”

　　與兩位總統相比，段祺瑞“處境較為寒酸”。顏惠慶回憶，段祺瑞在天津沒有自己的公館，住宅是一位忠心舊部提供的。段祺瑞吃素，宴請客人也是全素席，賓客往往不得已而敷衍其間。他仍然自制力極強——喜歡玩麻將，以八圈為限，牌友們也得在晚上10點前散去。他患有嚴重的坐骨神經痛和下肢風濕癥，為此不得不把兩條腿浸在冷水里，以減輕痛苦。

　　顏惠慶舌戰日內瓦

　　如果沒什么變故，顏惠慶很可能從此就漸漸淡出外交圈子了。但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成為顏惠慶人生的一個轉斬點。國難當頭 ，1931年10月，顏惠慶欣然出任國民政府外交特種委員會委員，主要負責對美交涉，不久又被任命為中國出席“國聯”(國際聯盟，簡稱國聯，總部設在瑞士日內瓦，是《凡爾賽條約》簽訂后組成的國際組織，曾擁有58個成員國)行政院會議首席代表和中國駐“國聯”代表團團長，負責敦促“國聯”解決中日爭端。

　　此時，日本正在上海挑起“一·二八事變”，蔣介石因傾其全力“剿共”，故特別寄希望于外交解決中日問題。當時的“國聯”很有現在“聯合國”的地位，成為國民政府的救命稻草。可是在“國聯”理事會的議案討論過程中，日本經常對中國的提案投否決票(按照“國聯”盟約的規定，日本是常任理事國，享有否決權)，造成中日爭端無法擺上臺面。顏惠慶任職后，和中方人員進行商量，決定繞過理事會，把意見直接提交大會討論，因為按照“國聯”第十五條規定，提交大會討論，相爭雙方不能參與投票，日本就無法行使否決權，中國與日本便處于相同的地位。

　　據孫增德《顏惠慶舌戰日內瓦 譴責日本侵略者》一文記載，日本代表深知顏惠慶這一招的厲害，極力反對將中日爭端提交大會，日本代表污蔑中國，說中國是一個沒有組織的國家，不能保護日本僑民，所以“國聯”盟約不能適用于中國，堅決反對將此案移交大會。顏惠慶馬上用嫻熟的英語進行反駁，中國政府和人民極盼統一，組織一個現代國家，恰恰是日本不愿意中國統一，經常煽動中國的軍閥們混戰，從中牟利。顏惠慶緊接著反問日本代表佐藤，日本是個有組織的國家嗎?日本代表才在“國聯”理事會上做出種種不擴大事態以及撤兵的承諾，轉身日本就挑起這次的上海事變，故中國完全適用于“國聯”盟約。一席話說得日本代表啞口無言，瞠目結舌，也贏得了在場所有外交官們和記者的好感。

　　最終，中方的提案獲得大會通過，決議要求日軍無條件撤離，上海戰區陸續歸中國接管，從而宣告日本的侵略上海陰謀暫時沒有得逞。中國政府在軍事以及外交暫時取得了一定的勝利。當然，這個勝利是暫時的，不久，日本就宣布退出“國聯”，其在中國的侵略也就更加肆無忌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