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對三十多歲的韓新民來說，還有一個多月就要結束的2015年有著特殊的意義，他為自己做主，離開工作了十余年的法院。

　　韓新民原是我省中部一基層法院法官，從事民事審判工作十余年。一個月前，他在家人仍沒有完全同意的情況下遞交了辭職信，“家人希望你穩定，有保障，但不知道你壓力有多大。”如今韓新民在一家律師事務所工作，開始了完全不同的生活。

　　本報記者馬云云

　　一上班就有人在外鬧，咋辦案

　　“案子太多，太累了”，這句話像是掛在了韓新民的嘴邊，當法官期間，辦公桌上擺滿材料，白天開庭、接聽當事人電話，晚上哄完孩子寫判決，很難休一個完整的周末，去年只休了兩天的假。尤其實行立案登記制后，案件數量有所增加，到7月，他今年已經審理了一百多起。

　　在基層法院，像他這樣的情況十分普遍，法官普遍處于超負荷工作狀態，一基層法院近四年年平均結案數為8000多件，而一線法官只有三四十個人，年人均辦案多達兩百多件，甚至有的法官平均一天就要審結一個案子。

　　數量多，還要保證較高的服判息訴率和較低的發改率。尤其中央提出探索建立突出法官、檢察官主體地位的辦案責任制，自己辦的案子要自己負責，這更是給法官們上了又一道“緊箍”。但現實問題是，人們在對法治寄予厚望的同時，對司法的認同感卻普遍不強，使法官的尊榮感因此下降。

　　“打官司必然有輸贏，但有些人輸了官司就來鬧，常年堵在法院門口不走，有的常年上訪，一上班就有人在外面嚷著你辦案不行，能好受嗎？”而且，有人投訴法官就得寫報告，這相當耗費精力，“一份報告的時間能寫五份判決書了。”

　　幫不了忙別人說你“不怎么樣”

　　“案子之外，還有各種考核，有時綜合部門也會給業務庭任務”，這讓韓新民經常感到十分疲憊。

　　與此同時，案外因素干擾也常常讓他苦惱。“親戚朋友叫你去吃飯你去不去？托你辦事你辦不辦？辦不了人家背后還說你這人不怎么樣。”就在他辭職前不久，一起案件的原被告雙方都通過關系找到他，“我聽誰的？最終肯定按法律辦，但有一方就不滿意”。如今，社會對法官的要求越來越高，這種約束包括法官的社會交往活動，“法官是公平正義的守護者，的確更應當嚴于律己，潔身自好”，但他覺得一些行為規范對工作之外的要求太多，自己的圈子越來越小，“我就是個普通人，也要和家人朋友一起吃飯、玩一玩”。

　　“法官只想一心把案子辦好，如果能夠提供足夠的職業保障，讓法官全心全意搞業務，那么也會好一些，可是這塊現在做不到。”

　　“以前是主賓，現在不這樣了”

　　“不干了”，這話韓新民喊了很多年，如今真辭了職，同事們倒是有些驚訝。“和我一樣喊著要辭的人還有好幾個，之前有的差點辭成了，又被家人勸了回去”。

　　韓新民的家人也不同意他辭，讓他找朋友們再商量商量，“保守地說體制內很好，開放地說要走趁早，思來想去，里面有里面的好，外面有外面的好，就看你要什么”。

　　他給自己做主，辭了做律師。現在他仍在角色轉換的適應期，“像小學生一樣重新開始學”，盡管常年與律師打交道，現在才真正開始熟悉這份職業。“比如我原來從不知道律師們已經用技術手段把法官們都研究得那么細致、透徹。”

　　“律師思維還沒有樹立好”，他說，要學會如何與當事人打交道、將無形的勞動有形化，辦不了的事情要想辦法解釋好。

　　更重要的轉變是身份上的。“以前當法官，老板請你吃飯一般要把你安排在主賓位置上，現在請你就不會這樣”。而在外人眼里，他又和普通律師不同，“你當過法官，別人的期望值就更高”，這樣的期望也讓韓新民不得不更加努力。

　　 [編輯: 李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