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鄧海建

　　拿起法律的棒子，一棍子打死“熊孩子”，看起來確實不夠悲憫，但未成年人之惡，甚至超越了成人之罪，教育引導又顯得綿軟乏力的時候，悲憫與放縱有什么差別？面對青少年暴力，司法袖手旁觀、忍看罪惡流布，這總不是積極而審慎的態度。

　　最近一段時間，一系列未成年人用暴力的手段傷害同齡人的公共事件此起彼伏。法律對未成年人是保護的，法律對于未成年人犯罪的懲罰，應該說也是寬容的，以至于有些孩子甚至說出這樣的話——“犯罪要趁早”。但問題是，寬容不等于縱容，面對未成年人暴力，社會何去何從？（7月1日央視）

　　驚恐莫名的孩子，肆意施暴的少年—— 此般不寒而栗的場景，像肥皂劇般停不下來，快要讓公眾司空見慣了。稍遠的就不說了，僅看最近幾周：6月21日傍晚，一段“浙江慶元初中生暴打殘害一小學生”視頻在網上曝光；6月22日，又一起名為“網曝江西永新縣女初中生打架”的視頻在微博廣泛傳播；6月24日，@ 江南都市報微博發布了一段視頻，曝光江西省南豐縣初二女生暴打初三學生……輿論除了譴責，似乎別無他法。可若是譴責有用，暴力何以狂奔不休？

　　張愛玲說，“出名要趁早呀，來得太晚的話，快樂也不那么痛快。”沒成想，暴力罪惡也深諳了這個邏輯，插上荷爾蒙的翅膀，躲進制度的避風港。我國現行法律規定，未成年人在十四周歲以下觸犯刑法無需承擔任何刑事責任，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觸犯刑法的，也是從輕或免于刑事處罰的對象，一般違法行為即便被處以行政拘留，往往也是紙上談兵、威懾有限。加之未成年人保護的聲音，早就遮蔽了青少年霸凌現象的流毒，“犯罪要趁早”張狂招搖，還算稀奇嗎？

　　經濟在進步，社會在發展，人的社會化節點也在提前。今天十五六歲的孩子，與二三十年前相比，無論是生理還是心理，顯然不是一個概念。因此，“舊法”對于“新人”來說，不適感越來越強—— 發生犯罪行為的未成年人中，14歲至16歲年齡段所占比重逐年提升，至2013年已突破50%，我國未成年人犯罪呈現低齡化趨勢。

　　拿起法律的棒子，一棍子打死“熊孩子”，看起來確實不夠悲憫，但未成年人之惡，甚至超越了成人之罪，教育引導又顯得綿軟乏力的時候，悲憫與放縱有什么差別？當然，法律不是萬能的，但即便是世界范圍來看，國外大部分少年司法制度亦有明確的價值趨向：寬容而不縱容—— 刑法寬容，同時以刑罰替代措施嚴格管教。

　　遏制青少年暴力，“痛心”與“致歉”固然是不可省略的環節，但法治社會，恐怕也不能因抽象的人性而無視法律兜底的責任與能力。至于調整不調整刑法年齡下限等，可以商榷辯駁，但司法袖手旁觀、忍看罪惡流布，這總不是積極而審慎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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