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時期山東省立六中辦公樓　　□　董曉康　　梁漱溟先生擁有一大串令人眼花繚亂的社會身份與名銜,他被學人稱作"中國的脊梁",美國上將馬歇爾稱他是"中國的甘地",著名學者林毓生說他與魯迅是"20世紀中國最有創造力的思想家",沒想到這位大儒,竟然與曹州有著深厚的緣分,與菏澤一中的歷史也有著緊密的聯系。

平生只哭過兩次

　　梁漱溟先生的一生有許多"行動"是在山東進行的。他嘗試過各種教育改革,鄉村建設實驗,還做過一些政治斡旋,這里是他主要思想的試驗田與推行地,這些活動,甚至關涉他一生的功過、毀譽。他在鄒平、菏澤等地轟轟烈烈地進行七年(1931-1937)鄉村建設,形成的"鄉建模式"在全國鄉村普遍推廣,可謂盛極一時。而梁漱溟在山東曹州的辦學實踐要早于"鄉建",奇怪的是曹州辦學的這段經歷,在《梁漱溟自傳》《梁漱溟評傳》《梁漱溟問答錄》《我的父親梁漱溟》等多部書中都未提及或片言帶過。

　　張昌華先生在《曾經風雅》一書中記錄梁漱溟晚年回憶自己一生時說:"我曾哭過兩次,一次在曹州,系有學生不聽話所致；另一次是陳銘樞出賣了李濟深,使李被蔣介石軟禁湯山溫泉一段時間,我覺得太不應該,曾大哭一場。"曹州學生何以讓"平生只哭過兩次"的梁漱溟下淚?

　　梁漱溟1908年(15歲)升入北京順天中學堂,1911年畢業,未能考入北京大學,中學畢業后他在幾家報社當過編輯與外勤記者。他不滿足于現狀并發憤說道:"我今后一定要夠得上叫北大請我當教授!"當時一句氣話沒想到會在日后成為事實。

　　1916年他在《東方雜志》上發表了闡釋印度佛家理論、發揮佛家出世思想的《窮元決疑論》,將古今中外學者諸如康德、叔本華,梁啟超、章太炎等人在如何對待宇宙人生問題上的論述,統統進行了批判,并極力推崇佛家之言。此文很快引起學術界的注意。蔡元培最早在上海就讀過這篇文章,1917年1月他正式接替嚴復主持北大事務,決定聘請梁漱溟來校任教,講授"印度哲學"。

　　起初這讓梁漱溟感到恐慌,他對蔡元培說自己初涉佛典,對印度哲學實無所知。蔡元培當即反問道:"那么你知道有誰能教印度哲學呢?"梁漱溟說不知道。蔡元培接著說:"我們亦沒有尋到真能教印度哲學的人,還是你來吧!"年僅24歲,中學畢業的梁漱溟成了當年北京大學最年輕的講師之一。

應聘省立六中

　　當年的梁漱溟(有的北大學生比他年齡還大)一無大學學歷,二無留學經歷,三無社會名望,卻在中國最高學府的講壇上教學七載,其間多次得到蔡元培的挽勸而留任。1921年,梁漱溟著《東西文化及其哲學》出版,其后四年,再版八次,"使梁漱溟暴得大名,以區區講師身份成為國內學術界的新聞人物"。

　　說起梁漱溟與曹州的緣分,不得不談到他北大哲學系的學生陳亞三,陳亞三是曹州府鄆城人,暑假回鄉探親時拜訪了自己中學時的老師王鴻一,王鴻一此時為山東省議會議長兼省立第一中學校長,他是魯西教育發展的開拓者,打開魯西教育落后閉塞大門的第一人。陳亞三老師介紹了梁漱溟及其思想,王鴻一聽后"遽如饑渴之得飲食"。1921年夏,梁漱溟被邀來濟南作《東西文化及其哲學》的演講,四十余日,不論風雨,王鴻一無一日遲到,兩人都有相見恨晚之感,并建立起深厚的友情。

　　1924年6月,梁漱溟接受王鴻一的邀請,毅然辭去北大教職,來山東共同辦學,起初設想在孔子故鄉建"曲阜大學",因資金問題,暫時放置。便先在曹州辦起重華書院,后王鴻一鑒于山東省立六中(菏澤一中)尚無高中部,便敦請梁漱溟兼任高中部主任,聘請熊十力、王平叔、王近信、秦亦文等為該部教員。

　　梁漱溟來曹州更多的是想實踐自己的教育理論與教育設想。他對當時學校教育只注重知識傳授,不顧及學生全部人生道路的指引不滿,想推行一種注重全面發展,注重道德建設、師生切磋共進的新型教育形式。梁漱溟不是一個安于現狀的人,以"我生有涯愿無盡,心期填海力移山"之精神,試圖按照自己的新見解全盤改造中國的教育制度。

　　省立六中首屆高中部共招收80人,分兩個班,能否入學將根據報考者在兩次考試中的成績來決定。第一試考察國文、外交及常識；第二試為口試,測定學生的品質和態度。學校注重學生的道德教育,"儒家哲學和倫理思想的教育",重視學生自主管理及實踐能力的培養。在《辦學意見述略》中,他強調學校應突出對學生人生道路的指導,學校的實質就是"一伙人彼此扶持走路的團體",辦學的宗旨就是"聚攏一班朋友同處共學,互相策勵"。他的很多教育思想與21世紀的今天全國大力倡導的素質教育與全面課程改革的思想主旨是一致的,梁漱溟在教育方面的探索與實踐所體現出來的先知與遠見令今人嘆服。　

辦學實踐半年即告失敗

　　然梁漱溟在曹州省立六中的辦學實踐不到半年就中止了。據他自己說"曾哭過兩次,一次是在曹州……"原因系有學生不聽話,實際上,現在可以考證到的原因是當時梁漱溟堅持執行辦學之初提出的一項"取消固定費用和學生學費"的規定,即學生可以根據自己家庭的經濟條件,自愿交學費,家庭貧困的學生甚至可以不交學費,結果就沒人愿意交了。辦學經費緊張,連教員的薪水和餐廳的伙食都不能保證,辦學難以繼續,梁漱溟為此大哭一場。

　　另外,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戰爭爆發,11月馮玉祥發動舉國震驚的"北京政變",包圍總統府,監禁總統曹錕,后局面無法控制,便請段祺瑞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執政,但段祺瑞竟與奉系軍閥張作霖勾結,聯合排擠馮玉祥,北方時局大亂。當時在山東曹州的駐軍呂運齋(馮玉祥部)與地方當權者鄭士奇(段祺瑞派)之間因此發生的摩擦較多,辦學環境受到嚴重影響,這也是梁漱溟郁郁回京的重要原因。他對自己赴曹州辦學之舉"深有所悔,歸來之后,乃為三年不出之計。于各方約聘,概辭不赴。"由此可見曹州辦學失敗對他的打擊之大。

　　不管怎么說,梁漱溟在曹州的首次辦學實踐以失敗告終。縱然這段過往連梁漱溟本人也很少提及,但他在省立六中提出的高中辦學設想與實踐,猶如暗夜里劃亮的一根火柴,雖然沒有引燃魯西南真正的教育變革,但是,當我們回視他在這里為了踐行自己的教育思想所做出的諸多努力時,內心總會生發長久莫名的溫暖與感動。　

　　1928年,梁漱溟復出,擔任廣東省立第一中學(今廣雅中學)校長,提出"務本求實"的校訓。1931年,憑借三寸不爛之舌成功說服軍閥韓復榘,在山東鄒平、菏澤等地開始了轟轟烈烈長達七年的"鄉村自治"試驗。梁漱溟說:"我愿終身為華夏民族社會盡力,并愿使自己成為社會所永久信賴的一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