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18日,濟南清雅居公租房選房,大批市民和單位職工前來選房。　本報記者　周青先　攝　

　　

12月18日,選到公租房的梁紅梅樂不可支。本報記者　周青先　攝

　　12月19日晚,在一口氣給習近平寫完信,告訴他“自己選上公租房了”之后,梁紅梅的手還是緊張地顫了幾下。

　　在寫信前,曾經有人問她,如果你不是在濟南市外來務工人員綜合服務中心巧遇習近平總書記,你能不能選到房?

　　答案很肯定,“能！”實際上,國家政策正在對梁紅梅們一步步放開,僅濟南,今年就有8929套公租房向外來務工人員敞開大門,幫助他們留下,并且是有尊嚴、平等地融入這個城市。

　　本報深度記者　張洪波　喻雯

　　進城那一年

　　明年年底就可以搬到新選的公租房里了,這次的“家”將是穩定的,雖然未必是永恒的——直到梁紅梅在濟南買了自己的房子。

　　“在這個城市呆了11年,現在終于有‘家’了,公租房是國家的,國家的房子意味著穩定,這是國家的。”12月19日晚,梁紅梅咬準了字眼,著重向本報記者強調“國家”二字。

　　這已經是梁紅梅計劃著第四次搬家了。前三次,她從平房搬到與人合租的樓房,又搬到弟弟家暫住,雖然樓層在不斷加高,位置在向市區不斷靠近,但她的心卻離這個城市越來越遠。

　　德州齊河人梁紅梅2002年從濟南市歷城第二職業中專畢業后,被分配到濟南元首針織股份有限公司,成為一名縫紉女工。最初梁紅梅每月工資500多元,屬于實習期工資,半年后,才漲到800多元,改為計件工資。

　　她的第一個“家”是聯四路上一個村子里的平房,一間屋,十幾平米,每月租金100多元,屋里除了一張床和一張桌子,連衣服都沒處放。冬天,屋里冷得能結冰,那年剛剛18歲的梁紅梅還不怕冷,大冬天的跑到外面去逛街,從濼口服裝城到老東門市場,再到泉城廣場,她覺得一切都很新鮮。

　　也是在2002年,劉占洪從菏澤單縣老家來到濟南,在一家銀行做保安,每月工資720元。

　　跟梁紅梅一樣,剛到濟南的劉占洪也覺得一切都新鮮。他喜歡上了城市里的紅綠燈,為了看更多的紅綠燈,他常常會往公交車里投上一元錢,從城東坐到城西,然后透過車窗看外面的高樓、時尚的行人,甚至喜歡汽車排出來的尾氣。　

　　梁紅梅從來沒想過買房,而劉占洪也只有在買了彩票后才會靈光一閃般想到買房,直到媳婦禁止他再買彩票。

　　城市“夾心層”

　　雖然買不起房,但梁紅梅得搬家,2008年她跟丈夫相識成家后,兩口子租了單位附近的一處樓房,兩室一廳,每月800多元租金。這個價錢太高了,小兩口就跟朋友合租,一家占一間屋。

　　“不是自己的房子,就得擔心隨時被轟走。”2010年,有了孩子后,兩口子再次搬家,跟著父母搬到弟弟家暫住。弟弟不在家時,一家三口擠一間臥室,弟弟回來了,梁紅梅一家就得睡客廳。

　　而劉占洪在熟悉了濟南大大小小的紅綠燈后,他開始明白,720元根本不足以讓他在這個城市站住腳。他和媳婦后來在歷下區甸柳社區吉祥苑附近開了一家單縣羊肉湯館,又在燕山銀座北邊租了一間平房。盡管兒子剛出世,但他咬咬牙,還是沒舍得租一處帶暖氣的房子。

　　2010年11月,山東省民意調查中心發布《新生代農民工特征及城市融入狀況調查研究》,其中提到,僅27%的被調查者明確表示未來打算在城市定居,另有22.3%的人打算先賺錢再回農村老家,近半數(49.6%)持觀望態度,表示看情況決定。

　　“不是不想留,而是留不下。”梁紅梅告訴本報記者,城市房價噌噌地漲,他們的學歷不高,不可能給這個城市做什么特殊的貢獻,留下的唯一途徑就是買房,“可眼看著一些城市白領都買不起,我們就連想也不想了。”

　　梁紅梅的工資逐漸從800多元漲到1000元、1500元、2000多元,還在廠子里入了黨。經過8年的浸潤,單從外表和言語上看,梁紅梅已經和濟南本地人沒什么兩樣。但梁紅梅自己知道,她不是。她沒戶口,沒房子,后續的孩子上學問題還不知道怎么解決。

　　梁紅梅老公在濟南一家物流公司工作,兩口子每月收入加起來有5000多元。8年來,他們對濟南已經像德州老家一樣熟悉,他們偶爾也會產生錯覺,覺得自己是濟南人。有人把他們劃入城市“夾心層”,梁紅梅一笑說,“那我也是‘夾心層’的底層”。

　　越來越多的外來務工人員走到了梁紅梅這個階段,他們通過找單位或者做點小生意,收入能夠在城市里站住腳,雖然是處于底層,他們對這個城市已經像自己老家那樣熟悉,但他們不是這個城市里的人,他們只是進城了。

　　“有時候晚上出去散步,看到外面燈紅酒綠的,我就問我自己,這些跟我有關系嗎?然后我就告訴自己:沒關系,我是在外面的,那不屬于我的生活。”

　　這跟我有關系嗎

　　但城市的大門已經在向梁紅梅一扇扇打開,只是她自己還沒意識到。

　　2011年全國兩會上,越來越多的代表委員對公租房建設提出建議,并討論廉租房是否可對農民工放開。

　　那一年,濟南市啟動對公租房的預登記,因為當時一些城市出現了公租房叫好不叫座的情況,為防止這種情況出現,濟南市在全市摸底調查、預登記,然后根據實際需要蓋房。

　　梁紅梅所在的元首針織有限公司參加了預登記,但梁紅梅對這些不知道。她只是偶爾看看報紙,她總覺得報紙上登的都是國家大事,“跟我沒啥關系”。

　　濟南公租房申請真正啟動已到了2013年,這次申請比幾個月前試點時操作得也更為成熟。濟南市推出了公租房房源14608套,分布在3個地方,其中西蔣峪項目有2594套、清雅居項目6014套以及文莊項目6000套。公租房的申請準入門檻,取消了收入和戶籍的限制,這也是外來人員首次納入濟南市住房保障范圍。

　　原本截止時間是4月30日,但濟南市有關部門怕有需要的人還不知道這項政策,錯過了機會,就把申請截止時間延長到6月30日。

　　梁紅梅還是沒動靜,她對政策不了解,覺得這個跟自己沒關系,“作為一個外來戶,我怕我得來的是空歡喜。”

　　一直到了5月16日,已經是申請的最后階段,梁紅梅的一個同事申請了,公司領導也催她了,梁紅梅才鼓起勇氣報名,趕上了申請公租房的末班車。

　　與梁紅梅一起,元首針織有限公司共申請了26套公租房,1套在西蔣峪,25套在清雅居。

　　這只是一個可有可無的夢吧,梁紅梅告訴自己千萬不要太當真。所以,11月27日那天,正值休班的梁紅梅跟車間兩個小姐妹一起,來到濟南市外來務工人員綜合服務中心,咨詢住房保障和子女教育問題。

　　就在那里,她偶遇了來此視察的習近平,習近平跟梁紅梅握手,還問了她七八個問題。當時有兩個場景讓梁紅梅記憶深刻,一是在住房保障窗口,工作人員向習近平介紹,前幾天濟南公租房搖號,一共9000多人搖上,其中農民工占了36%多。工作人員解釋,只要在濟南有工作,參加了社會保險,就可以參加公租房的搖號,不存在歧視的問題。

　　在子女教育窗口,工作人員解釋,外來務工人員子女只要符合條件的都能上學,而且濟南跟一些大城市不一樣,外來務工人員的孩子和本地孩子都在一個學校讀書,而不單設打工子弟學校,這樣能讓農民工孩子從小就融入這座城市。

　　聽到這兩處“沒有歧視”的介紹后,“總書記很高興地點點頭。”

　　習近平祝福梁紅梅,希望她能盡早住上公租房,孩子能盡早上學。

　　回到車間后,大家爭相跟梁紅梅握手,梁紅梅第一次覺得,也許僅僅留下不是他們的目的,有尊嚴、平等地融入這座城市,才是他們和國家一致的追求。

　　一步步覆蓋

　　梁紅梅的同事李陽也選到公租房了。小伙子今年26歲,在元首針織做烘干工,老家在菏澤單縣,今年剛談了個女朋友。按照以前的政策,未婚員工只能申請集體宿舍式的公租房。但在去年,濟南市房管局到各大企業調研,與一些單身職工交談得知,他們也希望能有個相對私人的空間,解決戀愛、結婚問題,哪怕是空間小一點的過渡住房也行。

　　于是去年5月份,濟南市出臺《關于擴大外來單身職工公共租賃住房分配標準的通知》,外來務工人員與本市戶籍人員申請公租房全面實現“同城待遇”,年滿25歲的外來單身職工,此前只能申請多人合住的集體宿舍,現在也能申請一室戶成套住房了。

　　李陽申請到了一套50平方的一室戶公租房,他把婚禮定在了明年,婚禮將在新申請到的公租房里舉行。一個月2000多元的工資,李陽從來不敢想買房的事情,甚至連租一處帶暖氣的房子他都不敢奢望。本來,李陽已經打算有了孩子后就把孩子送回老家撫養,現在,他不用再擔心孩子生下來后就跟自己分離了。

　　城市的大門還在繼續打開,梁紅梅已經咨詢清楚,清雅居附近就有幾所小學,她可以到所在區教育局報名,由教育局統一分配學校。“聽說老師五年一輪換,那學校的教學質量應該都差不多吧。”

　　梁紅梅在清雅居將居住到她自己買得起房子為止,濟南公租房有明確的退出制度,合同一簽三年,但每年都會審核,只要住戶買了自己的房子,他們就得退出公租房。但梁紅梅已經放棄了買房的念頭,單位周圍最便宜的房子也已8000多一平米,二三十萬的首付不知道猴年馬月能湊齊,這里就是她的家了。

　　劉占洪依舊徘徊在他的平房里,冬天來了,他在屋里凍得直跺腳。聽說濟南公租房公開搖號后,他也找人打聽過,但此次申請都是通過工作單位來進行,還不包括沒有工作單位的外來務工人員。

　　賣羊肉湯的他暫時還沒有機會。但他盼著,有一天,他也能住上嶄新的公租房,夜里站在窗前,看著窗外閃爍的燈火。　　

　　有關的和無關的

　　選上房子這幾天,有人問梁紅梅,這跟你和習近平總書記握手有關系嗎?梁紅梅回答:沒關系。無論有沒有那次偶遇,她都會住上公租房。

　　可梁紅梅想跟習近平總書記寫封信,這個念頭在別人看來也許很瘋狂,但梁紅梅突然覺得,看似遙遠的國家和渺小的個人,其實可能沒有那么遠。

　　“這次跟我一起選上公租房的還有幾千個外來務工人員,明年年底我就要搬新家了,想請總書記來我家里坐坐。”梁紅梅一氣兒寫完信,最后要在信封上寫收信人姓名時,她的手顫抖了。因為緊張,第一次,她把“習”寫成了“司”,第二次,她終于一筆一畫寫出了“習”字。

　　做完這件“大事”后,梁紅梅才覺得,報紙電視上的那些“國家大事”其實跟自己息息相關。

　　就在12月12日至13日召開的中央城鎮化工作會議上,剛剛提出,“要以人為本,推進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提高城鎮人口素質和居民生活質量,把促進有能力在城鎮穩定就業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實現市民化作為首要任務。”

　　自己就在城鎮化過程中受益,但梁紅梅拒絕更多的關注,她從心里抵觸外界對她“外來務工人員”身份的無限擴大,她不想有人總在提醒她,你是外來的,你跟別人是不一樣的。

　　梁紅梅說,她的理想生活狀態是:有房住、有車開、吃喝不愁,孩子上學方便。然后她反問記者:“我的要求是不是太高了?”

　　梁紅梅的單位可以給她提供集體戶口,梁紅梅想要,但最終沒要,她覺得這個對孩子上學幫助不大,對于這個代表著她是否濟南人的小卡片,她又愛又恨,“我真的很糾結。”

　　糾結的又何止她一個人,在農民工進城的滾滾洪流中,數以億計的人的身份和命運正在發生著改變。讓人欣慰的是,制度保障正在向他們覆蓋,而梁紅梅選到房真的跟遇上習近平總書記,沒有關系。

　　 [編輯: 林永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