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溫江樺

　　記者12月10日從遼寧省環保廳獲悉，《遼寧省環境空氣質量考核暫行辦法》公布以來，遼寧省首次給8個城市開出“霧霾罰單”，罰繳總計5420萬元。

　　俗語云：守土有責。今年9月，國務院治理空氣污染的“國十條”便明確規定，地方各級人民政府對本行政區域[url=][/url]內的大氣環境質量負總責。這個責怎么負？罰款抑或是摘烏紗帽，并無詳細規定。遼寧省的霧霾罰單，是一種非常明確的處罰方式：量化、可操作。從權責對應的行政倫理角度而言，霧霾罰單，在一定程度上釋放了制度善意，是一種約束“脫軌”行政權力的探索。

　　分析“霧霾罰單”的性質，應該不算法律意義上的“行政處罰”，因為其罰款數額實在巨大，例如沈陽市被罰3460萬元。這已經突破了目前中國法律所規定的罰款“天花板”。例如造成大氣污染事故的最高罰款也沒有超過50萬元。一般而言，受罰的污染主體在法律規定中，通常被界定為企業或者個人；地方政府治污不力，該不該罰、罰多少，遼寧省已經在地方上不僅實現了立法突破，更是付諸實踐。

　　不過，“霧霾罰單”在法律評價上可以“點贊”，但是其釋放出來的善意，從目前來看，并未被老百姓善意“解碼”。因為一個常識便是：政府并非營利機構，它沒錢，其所有的錢都來自于老百姓的供養。治污，本來是地方政府之責，“霧霾罰單”的悖論在于，將地方政府的責任均勻地轉嫁給了其治理下的每一位公民身上。用納稅人的錢來懲罰失責地方政府，已經失去了“懲罰”的本意。

　　從目前來看，遼寧省的空氣質量考核的懲戒措施，只有罰款一項。其言下之意便是，巨額罰單是逼迫地方政府治污的不二法門。但事實并非如此，“霧霾罰單”并非單一路徑。

　　起碼在今年8月份，國家就曾表態：對工作不力、履職缺位等導致持續3天重污染天氣的，將對主要領導和分管領導依法實施問責。在地方上也屢有動作，如西安市問責治污減霾不力，撤職一人、行政處分6人。由于嚴厲的問責將官員私人利益緊密捆綁，其對地方政府的動員能力，便會遠大于不對具體官員施壓的“霧霾罰單”。

　　此外，在經濟手段制裁上，環保部早就屢次強調，“對問題突出的地區和企業實施建設項目環評限批”，逼迫地方政府或者企業在保護環境、發展經濟之間做出權衡。即治污不過關，便不讓你上馬大項目，這無疑會遏制地方政府先發展、后治污的瘋狂思維。

　　問責官員、環評限批，這都可以成為空氣質量考核辦法，而不能單單迷戀“霧霾罰單”的威力。實踐早已證明，如果一項法規的懲戒措施，不分層次、不面面俱到、不足以應對現實各種復雜情況，法規便很容易被架空。(作者系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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