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劉義杰　　

    近日，哈爾濱市道外公安分局偵破兩起特大假藥案件，涉案金額1300多萬元，涉及藥店大多在城鄉接合部和農村。假藥販子利用在配貨站購買的幾毛錢一條的藥店信息，將百余種假藥推銷到黑、吉、遼、內蒙古四個省區至少3000家藥店，牟取暴利。據分析 ，這些地區缺醫少藥，用藥者中很多是農民，對假藥的防范、識別能力不強。(12月30日《北京晨報》)　　

    百余種假藥泛濫，農村和城鄉接合部成為假冒偽劣藥品的集散地，這固然與農民收入低、鑒別能力差有一定的關系。但是，當假藥充斥3000多家藥店時，就不能簡單歸咎于以上原因了。農村藥店本來就少，3000家藥店幾乎實現了對這幾個地方農村的全覆蓋。在這種情況下，農民還有多少選擇權？

　　假藥的泛濫，不過是農村市場亂象的一個縮影而已。在大多數農村市場上 ，“各種各樣的山寨、假冒商品應有盡有，大到摩托車、電視機，小到油鹽醬醋。例如，“蒙牛”變“豪牛”，“白貓”變“日貓”，“茅臺”變“茅合”，“康師傅”變“康帥博”，“營養快線”變成了“營養專線”。此外，每塊1元的名牌巧克力、脹袋漏水的果凍、霉變的辣條，這些禁止銷售的假劣食品，雖已在城市難覓蹤跡，卻在農村沉渣泛起。有些批發商甚至坦言：“進什么貨要看小賣部開在哪里，城里有城里的貨，農村有農村的貨。”的確，相對于城市居民，農民對價格更加敏感，他們舍不得用高價買放心。

　　食品和藥品的城鄉二元化，源自監管的城鄉二元結構。要解決假藥問題，就必須健全農村市場的食品藥品監管。中國特色的城鄉二元分割體制，不僅體現在社會福利方面，在公共服務上同樣如此。目前，工商、質檢等執法部門的主要服務對象基本以城市為主，而考核機制也是以城市為主。因此，要想解決農村假貨泛濫的沉疴痼疾，必須依靠上層的結構性調整，加大對農村的監管投入 。一般情況下 ，農村除了能有個片警、村委會外，很少見食品藥品等監管部門，幾乎處于無人管的狀態，農村市場的打假也基本停留在運動式、節假日式。如果沒有常態與長效機制，農村市場的藥品亂象恐怕難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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