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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白尋隱者顧炎武避禍 他們游歷嶗山留名篇仙山名望大增

2018-08-21 10:16   來源: 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手機看新聞 半島網 半島都市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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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半島記者 張文艷

  嶗山是個充滿詩意的地方,觀剎遍布,峰巒秀拔,洞壑清奇,曲水怪石,奔突虎踞,處處皆景,步步為觀,因此,名人紛至,詩篇、文章遍布山巒。“他們或者是本籍,或者是寓居,或者是游歷;或者在朝從政為官,或者在野務農、經商、講學;或者精通詩詞文賦,或者擅長音律書畫;或者寄情于山海,或者棲心于田園,都通過多種形式與嶗山發生著聯系”(《嶗山文化名人考略》)。丘處機、李白、蒲松齡、趙孟頫、顧炎武、康有為、傅增湘、柳亞子等,都留下了動人的詩文。本期,我們主要關注兩位名人:李白和顧炎武,他們有個共同點,都讓嶗山名望大增。

  詩仙李白

  勞山餐紫霞

  “我昔東海上,勞山餐紫霞。

  親見安期公,食棗大如瓜。

  中年謁漢主,不愜還歸家。

  朱顏謝春暉,白發見生涯。

  所期就金液,飛步登云車。

  愿隨夫子天壇上,閑與仙人掃落花。”


  ——《贈王屋山人》

  游遍山川,壯志未酬

  詩仙李白曾游歷了名山大川,在他的筆下,嶗山儼然仙山。

  李白(701年~762年),字太白,號青蓮居士。唐朝詩人,有“詩仙”之稱,是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浪漫,則源于他的游歷。他也可以說是唐代著名的旅游家。

  毋庸置疑,李白是位奇才,“五六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十五觀奇書”。而他真正熱愛的則是山水游歷,“五岳尋仙不辭遠,一生好入名山游”。從20歲到61歲辭世,在山水之間流連了40多個春夏秋冬。足跡遍布四川、湖北、湖南、江西、浙江、山西、河南、河北、山東、山西等地。

  天寶元年,四十二歲的李白在道士吳筠的推薦下,被唐玄宗召入長安,李白本以為可以實現濟蒼生、安社稷的抱負,于是“仰天大笑出門去”,結果是理想破滅歸山林。在京都,李白開始受到厚待,供奉翰林院,然而,此時的“朝中大權被李林甫、楊國忠一幫小人把持,排斥張九齡、賀知章等忠臣”(《嶗山與名人》),不甘趨于權貴的李白同樣不能得到重用,因此李白感到苦悶、憤慨。

  嶗山論道,留詩一首

  理想破滅,自然不愿意被囿于朝廷中,李白向皇帝請求還鄉,得到手敕“恩準賜金還山”。“離開長安后,李白東游汴梁、泰山,又同道士吳筠不期而遇,二人游齊國故地,之后同登嶗山”(《嶗山與名人》),相傳,李白登嶗山的時間是在744年,“他來嶗山,是他第一次來到海邊,首先感受的不是山,而是海”。

  至于他對嶗山的印象,后來他到河南王屋山,遇到了志趣相投的孟大融,寫了一首詩給他,以介紹嶗山。也就是文章開頭的那首《贈王屋山人》。從太清宮背后的埡口,沿著蟠桃峰下的梯子石蜿蜒北上,登上五百余級,可以看見右前方石壁上刻有李白的嶗山詩,系青島市書法家高小巖的手筆。“在通往巨峰的盤山道旁,也有此詩刻,鐫刻在人造巖石上”(《嶗山石刻今存》)

  這首詩的來歷是有典故的,道家認為“日者霞之實,霞者日之精”,餐霞有法,可以長生不老。嶗山道教興盛,李白每天看到海面上升起的紫氣云霞,想起了傳說中的安期生。安期生,亦稱安期,生卒年不詳,瑯琊郡(今膠南一帶)人,自稱千歲翁。到漢武帝時期,方士李少君曾對漢武帝劉徹說:“臣常游海上,見安期生。食巨棗,大如瓜。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史記·孝武本記》)據稱秦始皇在瑯琊見到他,他說海上有神仙,有長生不老藥,因此秦始皇才派徐福率眾出海求仙。

  那么李白是否真的見過安期生呢?雖仙人是千歲翁,但從秦朝到唐朝已經長達千年,根據當時的情景來看,“李白這首詩用典顯然更多”,嶗山研究專家、中國海洋大學教授劉懷榮先生告訴半島記者,包括“大如瓜”的棗,也是來源于李少君的進言。

  蟠桃峰下,道教之音

  就在詩刻附近,有一個長方形巨石,長約3米,上面刻有雄渾古樸的“太白石”三個字,字徑一米,是青島著名書畫家王蘊華所書。

  一千多年前的一天,吳筠邀李白在蟠桃峰下飲酒,兩人盤坐在一個巨石之上,松如華蓋,風吹松鳴,松濤海濤交織成曲。兩人碰杯飲酒,端詳蟠桃峰。突然,靈感突發,李白一邊飲酒,一邊寫了一闕《清平調·詠王母蟠桃峰》。回到太清官,吳筠撥弦而和,立即譜寫一支曲子。隨即,他們將曲子傳給了太清宮的道士。時間久了曲名流傳為《步虛》,一直流傳到近代。李白和吳筠“還將南派大型經韻曲牌《三涂五苦頌》傳給太清宮道長詹兆升”(《嶗山道教音樂考查記》)。

  據傳,唐玄宗讀到李白關于嶗山的詩句后,立刻于“天寶七年即公元748年(有說天寶四年即745年)唐玄宗敕王昊、李華周等人專程到嶗山采仙藥,并將嶗山改稱為輔唐山”(《嶗山文化名人考略》)。其中,道士孫曇奉命采藥的石刻位于明道觀西南三塊不同的巨石之上,共三處,是嶗山第二古老的石刻,也是研究嶗山宗教文化的珍貴史料。

  其實,對于李白來嶗山的真實性,至今仍然存有爭議,劉懷榮先生告訴半島記者,詩人來嶗山,往往不會只寫一首詩,“像詩人柳亞子寫下了百余篇,李白只有一首留世,還不是在嶗山所作,所以存在著疑點”。青島文史學者、青島理工大學琴島學院的李偉剛教授也認為目前尚沒有充分的證據證明李白登過嶗山。

  學者顧炎武

  提到嶗山名人,必須繞不開顧炎武,原因何在?因為他是“勞山”(后改為嶗山)的正名人。這位視“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顧炎武作《日知錄》)的義士,用嚴謹的治學態度,給“勞山”以正解。那么,顧炎武為什么來到嶗山?在即墨一帶結交了哪些名士?他為嶗山留下了什么呢?

  拔地九千丈,勢壓齊之東

  遠行避禍,北上即墨

  顧炎武(1613年~1682年),明末蘇州府昆山縣(今江蘇昆山)人,明、清之際思想家、學者,歷史上著名的“清初三先生”(顧炎武、王夫之、黃宗羲)之一。他本名顧絳,字忠清。順治二年(1645年)清兵占領南京后,改名為炎武,字寧人,號亭林,學者都尊稱他亭林先生。

  顧炎武出身于江東望族,明末家道中落。幼年承祖父命出繼堂叔為子,嗣母王氏,十六歲未婚守節,撫育他成人。顧炎武自幼受到良好的教育,熟讀經典,國學功底扎實。然而,他屢次科考失敗,14年的征逐,最終都名落孫山。此時的明朝大廈將傾,政局動蕩,顧炎武意識到“廢天下之生員,而用世之才出”,于是退而讀書,樹立起務實的治學精神,成為他一生的追求。

  之后,清軍入關,明朝滅亡,顧炎武投筆從戎,加入了抗清義軍,家人在戰爭中死傷慘重,這種悲痛深深刻在顧炎武心中。然而,真正逼迫他離開南方的,不僅僅是政治因素,還有家族內亂。

  據《清學開山顧炎武》一文記載,在明末之時,顧炎武曾因無奈,將家中祖產800畝地賤賣給昆山富豪葉方恒,然而,顧炎武的堂叔等人為了爭奪遺產,挑起家難,與蓄意侵吞顧炎武家產的葉方恒內外勾結,幾次洗劫和焚燒顧炎武的住所。為了避禍,顧炎武“改容作商賈”,離開昆山出走。

  然而,一切還沒有結束。順治十二年(1655年)春季,顧炎武回到家鄉后,發現世仆陸恩也已背叛自己,投靠了葉方恒,兩人企圖以背叛朝廷的罪名控告顧炎武,置其于死地。顧炎武當機立斷,秘密處決了陸恩,葉方恒利用此事,與陸恩的女婿勾結,私下關押顧炎武,企圖逼死他。所幸顧炎武朋友眾多,最終以“殺有罪奴”的罪名結案。這是顧炎武的一次牢獄之災。1656年出獄后,葉方恒仍不甘心,竟派遣刺客跟蹤襲擊,顧炎武“傷首墜驢”,再次遇救得免。

  小家,被葉方恒洗劫;大家,改朝換代,顧炎武在南方抗清復明無望,“決計北上,結納抗清志士,考察中國山川,徐圖復明大業。遠行避禍當然也是一個原因”。

  于是,順治十四年(1657年)秋,抵山東萊州,開啟了長住,或短居的山東之旅。

  廣交名士,潛伏抗清

  顧炎武為何選擇山東?據史學家趙儷生先生分析,顧炎武到山東是循著復社的線索。清初山左遺民主要分布在新城、萊陽、諸城三地,而與江南復社關系至密的是萊陽遺民。在《顧炎武在即墨的交游與創作》一文中,找到了顧炎武到山東、來即墨的根本原因。“山左的復社成員主要是山左大社中的人物,而山左大社的主要成員是萊陽人,其中萊陽的宋繼澄與掖縣的趙士喆是山左大社的倡導者。顧炎武十七歲就加入復社,成為復社中人,他北行第一站定會選擇復社活動活躍、影響較大的地方,所以他來到了趙士喆的家鄉掖縣(趙士喆明亡后隱居不出),拜訪趙士喆的兄弟趙士完、任唐臣,并定為生死之交”。

  就是在這段時間,顧炎武來到了即墨,住在即墨五大家族之一黃家。

  “即墨三齊名區,其間人文蔚興,名賢接武。”顧炎武結交當時活躍在即墨的明代遺臣和文士,主要是即墨黃氏家族中的黃坦、黃培,名士楊還吉,以及曾任饒州知府的萊陽進士張允掄。

  黃氏家族于明永樂年間由青州遷居即墨,從嘉靖年間六世黃作孚中進士第開始,族人詩書傳家,“數百年來,風雅相尚”。從兵部尚書黃嘉善,到山西道監察御史黃宗昌,都是黃氏族人的驕傲。尤其是在明清鼎革之際,黃氏家族的成員積極抗清,“出家資充餉”,次子黃基被清兵射中,帶傷奮戰。即墨終于得以保全,而黃基卻傷重身亡,死后,妻子和三個妾一起殉情,感人至深,被人們稱為“一門五烈”。顧炎武到即墨時,黃宗昌已經去世,他所結交的黃氏家族成員主要是黃宗昌的兒子黃坦與侄子黃培。

  顧炎武主要的居住地在當時大名鼎鼎的玉蕊樓。這座讀書樓是黃宗昌晚年仰慕的漢代大儒鄭玄,在鄭玄康成書院遺址南側修建的。黃宗昌聘請張允掄來此授徒,黃族子弟就在這里讀書。在這座玉蕊樓里,顧炎武有感于鄭玄的康成書院,作《不其山》一詩:

  荒山書院有人耕,不記山名與縣名,為問黃巾滿天下,可能容得鄭康成。

  道出了鄭玄在不其山上建康成書院,黃巾軍避之不擾的史實。

  并結交了張允掄,寫下了《張饒州允掄山中彈琴》五言詩一首:

  趙公化去時,一琴遺使君。五年作太守,卻反東皋耘。有時意不愜,來躡勞山云。臨風發宮商,二氣相氤氳。可憐成連意,空山無人聞。我欲從君棲,山涯與海濱。

  其實,玉蕊樓匯聚了許多舊僚宿儒,胡嶧陽、韓良輔、范士驥等人被稱為“嶗山七十二君子”經常匯聚于此,飲酒賦詩,抒發郁悶之情。顧炎武與他們的志趣相投,因此曾作停留。

  不過,顧炎武與黃家的結交,讓他有了再一次的牢獄之災。

  始于康熙五年(1666年),止于康熙八年(1669)年的“黃培文字獄”一案有關。黃培也是位抗清人士,順治十八年(1662年)于七抗清起義爆發,黃培在道義和物資上給予支持,并作詩200余首,命名為《含章館詩集》,分贈親友。這首詩集被黃家的仇人一再利用,一直到姜元衡告到朝廷,引起雷霆之怒,最終黃培被處以絞刑,參與人士都遭到逮捕。顧炎武也是其中之一。顧炎武在獄中被囚禁了7個月,矢口否認曾到即墨和嶗山,更否認曾與許多反清文人相識,加之友人相救,才幸免于難。但他與明末遺臣張允掄、宋繼澄共同為黃宗昌《嶗山志》寫的序言,也因此不敢于清代面世,致使《嶗山志序》在清朝滅亡后的1916年才正式出版。

  除了黃家,顧炎武與即墨望族楊氏家族也有交往。即墨楊氏也是即墨明清時期的書宦世家,從明初到清末的四百余年間,楊氏一門詩書傳家、積學力行,有單騎撫“寇”的楊良臣,也有不媚上官的楊鹽,以及乞兵解圍即墨城的楊遇吉等忠烈之士。

  其實,顧炎武的嶗山行并非游山玩水這么簡單,從他結交的人士來看,他們都有著和他一樣的抗清之志,只不過,大多數的文人墨客都是抒發情感而已,顧炎武似乎不甘于此,只是,他的行動隱秘性強,流露較少,留下來的,只是他游歷、贊頌嶗山的一些詩篇而已。

  撰文糾錯,正名“勞山”

  嶗山,給顧炎武以靈感;顧炎武,給嶗山正了名。

  “余游其地,觀老君、黃石、王喬諸跡,類皆后人之所托名,而耐冬、白牡丹花在南方亦是尋常之物。唯山深多生藥草,而地暖能發南花;自漢以來,修真守靜之流,多依于此,此則其可信者。”在給黃宗昌撰寫、黃坦續寫的《嶗山志》中,顧炎武寫了《嶗山志序》。嶗山之游,顧炎武延續了他嚴謹的治學精神。

  就在這篇序言中,顧炎武對嶗山之山名作全面之探求,他最精辟的見解是,“秦始皇登勞盛山”其中“勞盛自是兩山”。“勞山”之名源于秦始皇的見解,認為“秦皇登之,必一郡供張,數縣儲待,四民廢業,千里驛騷而后上也。于是齊人苦之,而名勞山也。”

  關于“勞山”一名,顧炎武還在《勞山考》中做了探討。《勞山考》是一篇極具學術價值的考證文章,旁征博引,窮源溯流,顧炎武認為《史記》中秦始皇北至“榮成山”的記述中,“榮”乃為“勞”字之誤,“榮成”是勞、成二字,應寫為“北至勞成山”。因此,顧炎武要為嶗山正名,并為之糾《史記》兩千年之誤。《勞山考》一文,收入顧炎武所著《日知錄》卷三十一中。

  書寫嶗山的作品,除了前面提到的《不其山》《張饒州允掄山中彈琴》,顧炎武還作《勞山歌》《安平君祠》等詩篇。

  《安平君祠》寫道:

  “太息全齊霸業遺,如君真是一男兒。功成棧道迎主日,志決危城仗鍤時。饑鳥尚銜庭下粒,老牛猶飲穴邊池。可憐王建降秦后,千古無人解出奇。”

  贊頌戰國時齊人田單使用火牛陣,出奇制勝,大破燕兵,一舉收復齊國上地的業績。

  《勞山歌》則歌頌了“勞山拔地九千丈,崔嵬勢壓齊之東。下視大海出日月,上接元氣包鴻蒙”的崔嵬雄奇和“奇花名藥絕凡境,世人不識疑天工。云是老子曾過此,后有濟北黃石公”的神秘古老。

  另外,嶗山“神仙之宅、靈異之府”的美譽,也出自顧炎武的手筆,使得嶗山聲名遠播。

  如今,嶗山猶龍洞洞額有題刻“云是老子曾過此,后有濟北黃石公”,這句詩摘自顧炎武長詩《勞山歌》,1981年秋由書法家沈鵬草書”,定格了顧炎武在嶗山的蹤跡。

  [編輯: 宗瑞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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