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圖 半島全媒體記者 付曉曉
休漁期里的南姜碼頭,人煙寥寥。進入7月以來,常有霧氣籠罩低空,往海上望去,蒙蒙一片。海水的咸腥味終日攪和在潮濕的空氣里,漁船寂寞地停靠在岸。
這里的200多條漁船七成以上屬于四川漁民,南姜碼頭幾乎成為四川人的天下。然而這并不是一件值得驕傲的事情。海洋漁業資源的匱乏持續加劇,出海捕撈越來越艱辛,本地漁民紛紛棄捕上岸,這些四川漁民卻一直被“拴”在船上。
他們還沒有找到退路。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四川老鄉們一個帶一個地來到南姜碼頭,在這里制造了一個龐大的四川人集群。碼頭所在的姜哥莊住了3000多名四川人,其中八成以上來自資陽市。受拆遷改造影響,姜哥莊本地居民正在陸續搬離,外來的四川人成了村子里的留守者:他們不知道放棄出海能做什么,也不知道離開碼頭住到哪里。
我們的城市里有很多這樣的外來謀生者,背井離鄉辛苦打拼。他們會獲得更好的生活,在參與城市變遷的過程中實現夢想,改寫命運,也可能會被疾速發展的城市拋在身后。
漁民在岸上修船,這是每年休漁期里要做的頭等大事。
海上謀生 漁民從來無法掌控出海一趟的收獲,老宋說,“出海是要講海運的,和經驗、技巧沒多大關系。”收獲多與少,都被他們當成海洋對其辛勞的饋贈。
7月的一個下午,濃重的霧氣模糊了海與岸的界限,叮叮咣咣的聲音回蕩在南姜碼頭,漁民三三兩兩地在岸上修船。這是每年休漁期里,漁民要做的頭等大事。
老宋把木船的船身一寸一寸地刷上黃色的桐油,在縫隙抹上泥灰,用鑿子往里鑿進細細的麻繩。“船用久了會破,把縫都填上,修好才不滲水。”修補工序完成后,船至少晾曬一個月,等到開海的時候重新披掛上陣,劃入蔚藍海面。
在碼頭上,老宋被大家稱為“大胡子”,但是最近天熱,他把原本茂密的胡子都刮掉了,皮膚黝黑、眉目溫和的臉顯露出了更清晰的輪廓。漁船是他兩年前買的,各種東西配備齊全,花了將近20萬,幾乎是他全部積蓄。
1998年,老宋28歲,在四川資陽老家與父母、妻兒艱難度日。“說起來難過,住在山上,靠種地過日子,我們那里缺水,收成不好就沒吃沒喝的。”困頓往日一被翻開,老宋不由心酸。在溫飽線上苦苦掙扎之時,姐夫給他指了一條門路:到青島去,出海打漁。“他已經在這里待過幾年了,說能掙到錢。”老宋心動了,很快便帶著妻子來到南姜碼頭“討生活”。
出海不比種地輕松。受季節、天氣和休漁期的影響,一年里,漁民有100多天漂在海上。他們通常凌晨走,下午歸。在暗夜逐漸轉向白晝、天與海的藍色漸漸明亮的過程里,漁船下網、收網,漂遠、返回。漁民從來無法掌控出海一趟的收獲,老宋說,“出海是要講海運的,和經驗、技巧沒多大關系。”收獲多與少,都被他們當成海洋對其辛勞的饋贈。
“舍得吃苦”是楊燕對丈夫王營最贊賞的品質。每個新手漁民首先需要克服的難題是暈船,已經在南姜碼頭待了23年的王營,剛開始整整暈了三年船。但這從未影響他頑強地出海,“吐了又干,干了又吐,在船上也不吃飯,回來整個人就像虛脫了一樣,但休息一下就好了,第二天接著干,時間長了也就不暈了。”由于長年被海水浸泡,他的手掌總是腫脹,每逢陰雨天氣,關節隱隱作痛。
比起身體上的勞累,楊燕更擔心丈夫的安全。出海打魚的人家都清楚,這是一項危險的工作。男人們的漁船滿載海鮮靠岸后,女人們開始在岸上揀貨。每個等待丈夫歸來的下午,楊燕站在碼頭上望向海面,心里止不住地忐忑。海上時起風浪,船隨著海浪一起一落,浪一高、船看不見的時候她最緊張,直到船靠岸才能放下心來。
楊燕16歲和王營從資陽來到青島,是老鄉帶過來的。“在老家種地只夠吃,沒得剩。我們沒什么文化,只能靠下苦力掙錢,能有吃有剩就行了。”在碼頭,這個樸素的夢想不難實現,辛苦、危險是必須付出的代價,楊燕說,他們認得清這個道理。
院子里,漁民們忙著補網。
群居生活 老宋估計,把少數打其他零工的人也計算在內,南姜碼頭所在的姜哥莊(包括東姜、西姜、南姜、北姜)大約住了3000多名四川人。
沒有哪個漁民能說清楚,最早的那批四川人是在怎樣的機緣下來到南姜碼頭。但他們都知道,從上世紀80年代末開始,這里已經有了四川人的蹤跡。近30年里,老鄉們一個帶一個地陸續前來,在南姜碼頭附近制造了一個龐大的川人集群。
老宋和妻子住在離碼頭很近的一個大院子里。院子中間的過道上鋪滿綠色漁網,幾個女人坐在地上補網,針與線在手中上下翻飛。過道一邊放著兩個早已棄之不用的大罐子,另一邊是一排簡陋的鐵皮房,墻面銹跡斑斑。往里走,正對著的是一排刷著淺綠色墻面的低矮平房,再往左手邊拐,一座二層小樓的入口堆滿漁具,盡頭的逼仄角落是公共衛生間,兩根鐵絲斜斜地橫在門前,晾著衣服。
這個院子里住了將近20戶人家。群居是四川漁民普遍的居住狀態,一個院子通常住著幾家或十幾家人,每家兩間屋子,月租幾百元。老宋估計,把少數打其他零工的人也計算在內,南姜碼頭所在的姜哥莊(包括東姜、西姜、南姜、北姜)住了3000多名四川人。
初來乍到尋找落腳地,老鄉都會幫忙。由于靠近碼頭、老鄉聚集,住在姜哥莊是每個新來漁民想都不用想的選擇。當年,姚紅和丈夫剛到青島,要按照約定先去老鄉家里“報到”。“我們下了公交后怎么也找不到他說的地方,根本分不清東西南北,急得很,就找公用電話給他打電話。那時候沒有手機,只能打給房東,房東轉告他,他再來找我們。”先住到老鄉家里,再由老鄉帶著在附近找房子,也有老鄉會提前幫著把房子找好,這種接待“儀式”在姜哥莊無數次上演。它意味著新成員又加入了大集體,姜哥莊的川人集群就這樣一天天壯大。
休漁期里不能出海,很多漁民趁著這幾個月外出打零工,男人們去工地打混凝土,女人們去酒店做保潔、去山上采茶葉。傍晚,天色將要黑下來的時候,原本安靜、昏沉的村子熱鬧起來。幾輛面包車載著打工的人回來了,響亮的川音開始在村子里四處回蕩。
東姜,一群采茶歸來的婦女挨個從帶頭人手里領到一天的酬勞后,三五結伴、有說有笑地散去。回來得更早的七八個四川男人已經圍坐在一家小賣部前,聊起了天。幾個住在同一院子里的女人站在大門前,哄著一個被年輕媽媽抱在懷里的小孩。吃過晚飯的一家三口拿著馬扎坐到自家門口乘涼,背對著屋子里的一團漆黑,時不時地和眼前來往的四川老鄉們打招呼。
在北方城市的村子里密集地聽到四川方言,讓人產生一種關于空間的錯覺。姜哥莊里的四川人八成以上來自資陽市,他們大規模地從一個城市流動向另一個城市,聚集在同一區域,這幾乎等于在異鄉再造了一個“資陽化”的生活空間,口音成為辨認這個空間的一種標識。
打零工成為許多婦女的一項收入來源。
圈子內外 這些漁民處在舊的一邊,并且不愿跨出邊界。姜哥莊本地居民正在陸續搬離,他們這些外來人成了村子里的留守者。
最近幾年,根據舊村改造計劃,姜哥莊四村陸續啟動拆遷。成堆的廢墟和拆了半截的房子夾雜在尚未拆除的完好房屋之間,巨大的房地產廣告牌包裹著四村的外圍,大片商品房已經在西姜拔地而起。一邊是殘磚斷瓦,一邊是在建樓宇,姜哥莊正經歷著新與舊的更迭。
四川漁民處在舊的一邊,并且不愿跨出邊界。姜哥莊本地居民正在陸續搬離,他們這些外來人成了村子里的留守者。
楊燕說,她現在最擔心的是沒有房子住,“如果以后房子都拆掉了,離開碼頭附近,不曉得要住到哪里”。她的住所隱藏在一個新式小區的后面,穿過這個小區拐到一條土路上,彎彎折折地走過荒涼的幾百米,那片破舊、擁擠的平房便是了。有人說這是快要拆遷的民房,也有人說這是早年間本地居民專門蓋了給四川人住的。
“房子不用太好,能遮風擋雨就行。如果附近房子都被拆了,住到小區里的話聽說房租很貴的,每月至少一千多吧。”楊燕說,一方面,她不想花太多錢在房租上,另一方面,和老鄉住在一起,她覺得更自在。“我講話是比較大聲的,如果住到外面的小區,我是不是不能這樣,畢竟總覺得那是別人的地方。但是在這個院子里,我們十幾家都是老鄉,我隔著老遠就和他們打招呼,想怎么喊都行。”
幾個孩子騎著童車在院子里你追我趕,汗水濕了額前的頭發,但他們快樂地不知疲倦。一輛面包車駛進來,是四五個外出打混凝土的人回來了。后備廂里放著一大兜在工地附近摘的李子,他們熱情地招呼家家戶戶來拿。混著辣味的飯菜香飄出來,提醒大家晚飯時間到了,楊燕和幾個女同鄉中斷了談話,分別走回各自的屋子,去做一頓同樣帶著辣味的飯。對于楊燕來說,這一切都是熟悉而親切的存在。
一個院子就像一個圈子,把一撥川人圍攏起來,圈子內外分別代表“自己的地方”和“別人的地方”。圈子內,仿佛他們家鄉的一個縮影,周身圍繞著鄉人、鄉音、鄉情。圈子外,是他們的異鄉。
姜哥莊里的3000名四川人是一個更大的圈子。圈子內部龐大而分散,閑下來的時候找老鄉拼一桌撲克、麻將,逢年過節或者誰過生日的時候約上幾個關系不錯的找個川菜館慶祝一下,集體活動不過如此。但是于外部而言,這個圈子死死地限定著他們在異鄉社交的范圍和融入的程度。
四川人的吃苦耐勞在本地人當中有口皆碑,一位姓曲的南姜居民說,“本地漁民遇上點兒風浪就不出海了,四川漁民照樣出。如果本地漁民一年出海100天的話,他們能出150天,拖家帶口的不容易。”理解、認可并不意味著相融,除了出海、揀貨、賣貨上的接觸,本地人與四川人之間在私底下并沒有什么交往。
上岸困局 然而李東明只是個例,轉行成功屬于少數。大多數的四川漁民仍然漂在海上,進退兩難。
李東明19歲來青島,那時的他幾乎身無分文。一下火車走到海邊,層層海浪呼嘯著向他涌來,他被“嚇著了”。這個貧窮、膽怯的青年當年怎么也沒有想到,自己能在青島一待24年,改寫命運。
1993年,李東明開始跟著一位四川老鄉出海。“剛來的時候一天工錢只有7塊錢,5分錢一斤的白菜都不舍得買來吃。把錢攢著,一年能拿回家幾百塊錢,放在那個年代不得了了。”出海打魚讓他對生活產生了前所未有的希望,他原本打算一直干下去。然而干到第7年,他發現了謀生的另一種可能。
早年間休漁期短,通常在七八兩月,閑來無事打打牌、喝喝酒也就過去了。李東明總是琢磨著干點兒什么。聽說南姜有戶人家要蓋房子,他主動去問“要不要人干活”,拉著幾個老鄉把打混凝土的活包了下來。這是他的第一筆生意,沒賺多少錢,但把他往前推了一把。“出海打魚是很辛苦的,以前不知道別的還能干什么,這下有了方向。”李東明干脆不再出海,花1500塊錢買了部手機、又花50塊錢買了輛二手自行車,每天騎車四處轉悠著聯系活。一批老鄉也放棄出海追隨他,形成了一支比較穩定的工人隊伍。十多年過去了,李東明干得越來越大,車換了好幾輛,在老家資陽的市區買了幾套房。
然而李東明只是個例,轉行成功屬于少數先驅者。大多數的四川漁民仍然漂在海上,進退兩難。
海洋漁業資源的匱乏持續加劇,出海捕撈越來越艱辛。為了保護漁業資源,國家將休漁期由兩個月延長到三個月、四個月,再除去寒冷冬季,漁民一年里能出海作業的時間越來越短。南姜碼頭附近的居民原本世代打魚為生,近年來,老漁民年歲漸長走下漁船,年輕人深知出海辛苦不愿接棒,漁民群體青黃不接。另一方面,姜哥莊拆遷的安置賠償改善了本地居民的經濟條件,不少漁民棄捕上岸,轉行做漁家樂、海鮮批發。
四川漁民卻一直被“拴”在船上,南姜碼頭成為川人碼頭,現有的200多條漁船七成以上屬于他們。
“出海一趟,成本就1000多塊錢,工人600塊錢,油錢四五百。運氣好掙個上千元,運氣不好要賠本。一年掙五六萬塊錢是大家普遍的水平。”毛建華算了算賬,對出海打魚的前景很不樂觀,“以后肯定更不好干了。”轉行他也想過,“大不了跟別人一樣到工地上打混凝土”,這是他唯一能想到的出路,也是大多數已經上岸的四川漁民的狀態。但是他放不下自己的船。
先給“船老大”打工,攢夠了錢再自己“養船”,很多漁民以此為進階路徑。沒船來去自由,有船反而成了一種束縛。毛建華十幾年前被叔叔帶到南姜碼頭,去年剛買了一條新船,“十幾萬積蓄都投進去了,得有個幾年才能回本,不能輕易扔下。”
實際上,即便漁民想把船賣掉,也不容易找到人接手。近幾年,南姜碼頭的川人集群基本停止了流入,年輕人不再投奔而來,來了也待不住,漁民年齡大多在40歲以上。此外,近海漁業資源的瀕臨枯竭使遠洋捕撈成為替代方向,國家鼓勵漁民購買馬力更大的鐵皮船。但是上百萬的買船費用不是這些四川漁民能負擔得起的。
木船正面臨著被淘汰的命運,這加劇了四川漁民未來的變數。進,無力購買鐵皮船從事遠洋捕撈,退,不再年輕、缺少本錢的他們前途模糊,說不定更加艱難。上岸對他們而言,是一個難解的困局。
鄉關何處 不管過得庸庸碌碌還是風生水起,都繞不開一個共同的困擾:故鄉與異鄉之間,身份的游移。
因為手續不符合學校的規范,姚紅沒有為該上一年級的小兒子豪豪報上名。連日來,她一直為此感到沮喪。“這樣他就必須回老家上學,讓他爺爺奶奶帶,他不愿意回去。”
豪豪6歲,在青島出生、長大,對過年才回去一次的資陽老家沒有太多印象。不愿回去是因為不想離開爸爸媽媽,也因為他一回老家身上就會長滿紅疙瘩,不適應家里的氣候環境。盡管圍繞在他身邊的長輩、伙伴都是四川人,見到陌生阿姨還是按照四川話的習慣叫“嬢嬢”,但是他的身體里已經悄悄滲入了一些青島因子。
“老家悶熱,不像這邊靠海、涼快,水也沒有青島好喝。”李東明也對四川不習慣了。他有時會想,如果沒有來青島,一直待在老家,現在的他會是什么樣。每每想到這,苦盡甘來的欣慰便盈滿他的心頭。“當年在青島街上看到有人騎著125型號的摩托車,一萬多塊錢,我就想自己能有個摩托車就知足了,真的沒有想要太多,誰能想到還可以開上車、買上房子。”
李東明喜歡一首叫《真心英雄》的歌,經常用歌里那句“不經歷風雨怎么見彩虹,沒有人能隨隨便便成功”激勵自己。他覺得是青島成就了他的英雄夢想,盡管如此,他并不打算定居這里,“我所有房子都是在老家買的,等干不動了,總歸是要回去的。”
在我們這座城市,李東明和他的四川老鄉們用辛苦勞動把美味海鮮送上市民餐桌,也為鱗次櫛比的高樓大廈搭建筋骨。他們在這里謀生、打拼,見證并參與了城市發展的進程,卻未必追得上城市發展的速度。不管過得庸庸碌碌還是風生水起,都繞不開一個共同的困擾:故鄉與異鄉之間,身份的游移。
老宋和妻子已經十年沒有回老家了。在外漂泊多年,疏離的故鄉,似乎成了一個“回不去”的地方。“總想回去,但是來回路費加上給各家親戚買東西,沒個上萬塊是過不了年的。”在南姜碼頭這些年,他們搬過十幾次家,姜哥莊都住遍了,但真正的家永遠在十年沒有回去、已經快要忘記什么模樣的老家。
在楊燕看來,背井離鄉在外打拼,手里有了余錢,孩子也已長大成人、有了工作,最辛苦的時候過去了。從16歲長到39歲,青島是楊燕最熟悉的地方,甚至比家鄉還要熟悉,但她還是想回老家。“不知道什么時候可以回。再賺些錢,給孩子結婚、給自己和丈夫養老,就沒什么心事了。”楊燕說,“也許是60歲以后,回去種地種菜,過小日子。到那時候,對青島會留戀吧。”
(應采訪對象要求,文中楊燕、王營、姚紅系化名)
[編輯: 張珍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