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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圖/譚云濱

　　半島記者　徐新東

　　近日,央行發布的《2016年第一季度支付體系總體運行情況》顯示,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環比增長20.46%。多年來,各大銀行“跑馬圈地”,盲目追求發卡數量,這種擴張模式帶來的弊端也日益顯現。記者了解到,為了追回欠款,多數銀行選擇外包的催收方式。隨著監管的不斷完善,整個行業正日趨透明,但催收行業暴力手段并未絕跡,總與“恐嚇”、“謾罵”、“騷擾”等詞匯相關聯,一直游走在“灰色地帶”。什么樣的手段可以讓欠款人還款?銀行如何和第三方催收公司合作?記者進行了深入調查。

　　信用卡欠費遭暴力催收

　　“我遇到了信用卡暴力催收,現在沒法生活了,想求助一下媒體……”7月中旬,秦先生向本報反映了自己的遭遇,話語中充滿了無奈。

　　秦先生說,他辦了一張信用卡,因遭遇意外,信用卡欠費一直未能還上。事后,他向銀行申請延期歸還。“沒想到,催收公司找上了門,他們的做法讓我無法忍受。”秦先生說,兩個月以來,天天有人守在他家門口,讓他不敢出門。

　　不僅如此,這些人24小時監視著他,期間還有人不定時地大聲吆喝,“喊我的名字,讓我還錢,甚至每天都敲打我們家的門窗。”

　　秦先生說,他也曾報過警,可每次110民警來之后,這些人就全部躲進樓上或者樓下的某個住戶家里。

　　“最要命的是,我的手機號碼可能是被他們設置成一種軟件的騷擾對象了,手機一天到晚響個不停,被這么折騰了兩個月,我真感覺自己快神經衰弱了。”秦先生說。

　　記者調查發現,近年來,因無法按時還上信用卡欠款而遭受暴力催收的事件頻頻發生。島城一位名叫“銀行給我條活路”的新浪博友連發多條微博來講述自己遭遇暴力催收的經歷。他稱,自己辦理過一張信用卡,后來因為生意不景氣未能及時還款,催收公司的人一天打20多遍電話對他進行辱罵和威脅,有一次催收人員甚至讓他學驢叫。

　　記者在微博上看到了這樣的記錄:“催收員又來電話:還錢還錢,我說我實在困難,慢慢會還上欠銀行的錢,催收員說:我教你個還款辦法,你把一個腎賣了。”

　　暴力催收的新聞曾多次見諸媒體。據報道,浙江杭州一名持卡人遭遇暴力催收,對方不僅在電話里給他放哀樂,而且出言譏諷,“你倒是去賣腎啊。”

　　截至2015年底,全國信用卡在用發卡數量共計3.9億張。根據6月份中國人民銀行發布的《2016年一季度支付體系運行總體情況》顯示,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償信貸總額458.09億元,環比增長20.46%。

　　信用卡逾期總額增加,不少業內人士也預計今年銀行將加大對逾期用戶的催繳力度和懲處。

　　為討欠款用盡各種手段

　　銀行的催收方式都有哪些?近日,記者聯系了一家投資公司,該公司承擔著多家銀行的信用卡催收工作。

　　李睿(化名)是這家投資公司的負責人。對于信用卡催收工作,他總結為五步,分別為短信催收、電話催收、上門催收、外包催收、法院起訴。

　　具體來說,發現信用卡用戶欠款時,由隸屬于銀行信用控制部門的信用卡催收員,通過電話提示、給予催繳通知等手段對持卡人進行提醒。如果未達到效果,則將難度較大的欠款交予“討債公司”進行催收。如果信用卡持卡人仍舊不還,最后將進入司法訴訟程序。

　　李睿還介紹,催繳的手段是逐漸加大力度。前期,銀行客服部進行催收時,態度會很溫和,語氣也比較委婉；到了專門的催收部時,態度會變得嚴厲起來,語氣也開始不耐煩；到法務部時,態度強硬,有時會發律師函進行催收。

　　欠債必須還錢,債務也不能無限期拖延下去。所以越到后期,銀行的催收力度會越大。銀行會上報央行,欠債人會產生不良信用記錄。

　　之后,銀行便會集中將相關的催收業務外包或者委托給專門的催收公司,或者是訴諸法律,法院判決后強制還款。

　　在李睿看來,外包給催收公司和訴諸法律的催收手段往往都是搭配使用的,有的是外包給催收公司在前,也有的是訴諸法律在前,但一般情況下訴諸法律往往是最后一步。其中“討債公司”一般承擔兩方面工作,一是替銀行尋找聯系不上的欠款客戶；二是對那些經銀行多次催款提醒后,仍未正常還款的客戶進行催款。

　　高林飛(化名)住在西海岸,多年前曾在一家催收公司工作。在他看來,最初的“討債公司”確實與“恐嚇”、“謾罵”、“騷擾”甚至是“毆打”等詞匯相關聯。“之前很多媒體都曾揭露過‘討債公司’采用灰色手段來催債,比如頻頻給信用卡欠款人撥打騷擾電話,有的一天就打幾十個電話,在電話中對欠債人惡語相向,乃至恐嚇、威脅,而有的上門催款者‘賴著不走’,甚至深夜上門催款。”高林飛說,總之為了能要回錢,“你能想得到的,或者想不到的辦法都用過,哪怕是暴力、毆打。”

　　李睿說,他做催收工作已經四五年時間了,他遇到的欠債人并非真正沒錢可還,大多都是故意拖欠的“老賴”。

　　“對付老賴,你肯定不能只是同他好好說,因為這根本起不了作用。”李睿說,必須要耍點手段。“每次催收過程中,我們都要按照銀行的要求進行錄音或者錄像,以保留證據,所以直接的謾罵、威脅肯定是不能再用了,起碼銀行也不會同意這么做。”李睿說,這時候就要使用更加隱晦的方法。

　　“比如,我們會跟著欠債人,會一天24小時地在欠債人眼皮底下轉悠,但不打他也不罵他。又比如,找到欠債人后,我們會跟他溝通,而且我們會說出所有跟欠債人有關系的人的住址和工作地點,甚至我們會告知他必要時會到他孩子所在學校門口拉橫幅。”李睿說,通過多年的經驗總結,他發現其實與欠債人交流也是一場“心理戰”,“掌握到欠債人足夠而又準確的信息是贏得這場‘戰役’的關鍵。”李睿也承認,為了獲得更多的信息,關系網要特別廣。

　　有文身、戴著粗金鏈子、剃著光頭……這種形象雖然李睿也不喜歡,可在對付“老賴”時卻往往起到很好的作用。“你想想,戴著眼鏡,穿著西裝,系著領帶,打扮得文質彬彬的,最后不被對方給趕出門來都是運氣好的。”

　　“催收公司”的前世今生

　　1985年,中國第一張信用卡誕生,當時的信用卡以準貸記卡為主,持卡人需預先將錢存入卡中才能進行消費。1995年,國內第一張真正意義上的信用卡發行。而這一期間,我國的國際貿易也比較紅火,為了防止被騙,國外一些企業就需要一些信用調查公司來對國內企業進行調查,同時這些信用調查公司也承擔著追繳欠款、處理糾紛的相關業務。高林飛說,這批信用調查公司應該是最早期的討債公司,但在當時討債并不是它們的主要業務。

　　進入21世紀初,信用卡發卡量呈現爆發式增長。這種“跑馬圈地式”的模式弊端日益顯現,尤其是發卡銀行面臨著壞賬率不斷增長的局面。這些欠款起初是由銀行自己來催收,但銀行內部人員并不專業,催收成本也高,后來銀行就開始將這部分業務委托一些有過討債經驗的公司。隨著銀行信用卡業務違約情況不斷升級,逾期欠款的數額和占比也隨之增長,更多的銀行選擇將債務催收工作外包,這時候大量的信用卡“討債公司”應運而生。

　　為了規范銀行催收外包行為,加強對外包公司的監管,國家也接連發文予以規范。2009年,銀監會第60號文件《關于進一步規范信用卡業務的通知》規定,銀行業金融機構應審慎實施催收外包行為。選用的催收外包機構應經由本機構境內總部高級管理層審核批準,并簽訂管理完善、職責清晰的催收外包合同。2010年,銀監會頒布的《銀行業金融機構外包風險管理指引》也提到,銀行業金融機構的董事會和高級管理層應當承擔外包活動的最終責任。2011年實施的《商業銀行信用卡業務監督管理辦法》也規定,發卡銀行應當對債務人本人及其擔保人進行催收,不得對與債務無關的第三人進行催收,不得采用暴力、脅迫、恐嚇或辱罵等不當催收行為。對催收過程應當進行錄音,錄音資料至少保存2年備查。

　　這幾年,國家加大了對催收外包的監管力度,尤其是一些律師事務所也加入到這一行業中,使得這一行業也日趨規范,尤其是國家五大商業銀行對催收業務要求更為嚴格,有著嚴格的考核制度,一旦出現違規情況,將立即終止合作。

　　李睿說,他的公司承擔的業務不僅有銀行信用卡業務,還有房產、汽車等各類貸款催收業務,此外還有民間借貸催收業務。“民間借貸的尺度可能要更大一些,只要把錢要到,不用顧及顏面。”李睿說,但近年來,隨著行業的規范,他也感覺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樣“胡來”,尤其是在幫銀行來催收欠款時。“必須按照規定來,不能違法。”李睿說,此外,也必須要有良心,“你去某個欠債人家里追討,可家里除了兩個八十多歲的老人外,再找不到其他人,這時候你關門就走,決不能給老人半點傷害。這是做人最起碼的要求吧。”

　　但李睿向記者透露了一個“業內規則”,雖然按照規定,目前能夠外包銀行催收業務的公司必須有資質,但其實由于業務量大,不少有資質的公司其實會將部分業務再委托給一些沒有資質,但常年從事催收工作的公司,不過這種情況比較少見。

　　“無論怎么說,這一行還是處在‘灰色地帶’。”李睿說,就像放高利貸的人不愿說自己從事放貸業務一樣,他外出談生意都不愿提起“清欠”、“催收”或者“討債”這幾個詞,他更愿意稱自己從事的是“金融”業務。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