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本報評論員 韓金惠

　　困難不是偷盜的理由。不過,對于這起偷盜事件,我們既不能在是非原則上放低要求,也不應站在道德的制高點來道德審判。當務之急是,相關部門能以此事為契機,在救助機制上狠下功夫,從根本上解決“大病致貧”問題。

　　6月2日晚,有媒體曝出“偷雞腿媽媽”是“慣偷”,輿論出現了“反轉”。不過,劉某燕對此予以否認,她說以前和病友一起去超市,因為沒有錢,都是只逛不買,并沒有多次盜竊。事發超市當晚值班的止損員也向記者證實說,之前只是覺得劉某燕只逛不買的行為有點特別,5月31日晚是第一次發現她偷東西。(6月3日大眾網)

　　六一兒童節偷個雞腿給女兒,一個奇怪的小偷,牽出了一段心酸的故事。然而,隨后超市營業員指控“偷雞腿媽媽”是慣偷,輿論首次發生反轉,超市當晚值班的止損員證實是第一次發現她偷東西,輿論再次發生反轉。

　　回到偷雞腿事件的起因,劉女士有兩個女兒,均患有腎臟疾病。家庭經濟困難,加上丈夫與其離婚,讓母女三人的生活陷入困境。雖然老家所在的當地政府為劉女士辦了低保,也有新農合,但是因為出省就醫,費用只能報銷三分之一。而女兒治病所需要的藥物中,一些價格高昂的進口藥又被排除在報銷范圍之外。把賬本攤開來,貧困的現實就赤裸裸地呈現在公眾面前。劉女士一家的問題,實際上是社會保障水平和醫保制度的問題,應該通過制度兜底來解決。

　　然而現實情況是,無論新農合還是大病醫保,都沒能拯救這個因病致貧的家庭。一個母親帶著兩個患病的女兒,為了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選擇去超市偷東西。如果不是這一次偷盜,一家人的生活恐怕根本不會被關注。而還有多少跟劉女士有一樣遭遇的家庭,卻沒有劉女士一樣的“幸運”被發現和關注,我們更不得而知。

　　困難不是偷盜的理由。不過,對于這起偷盜事件,公眾既不能在是非原則上放低要求,也不應站在道德的制高點進行道德審判。對于公眾和媒體來說,過度消費“偷雞腿媽媽”毫無意義。反倒是,對低收入困難群體的社會保障力度能不能繼續加強,大病救助的制度如何最大程度發揮兜底作用,大病醫保到底分別各自能報銷多大的比例,老百姓多大程度上仍存在“大病致貧”的情況,這些問題才是應該深入發掘,多多發表意見與建議的。我們期待著,相關部門能以“偷雞腿媽媽”為契機,在救助機制上狠下功夫,從根本上解決“大病致貧”問題。

　　事情發展至今,已有眾多愛心人士給劉女士一家捐款,這個媽媽和她的女兒有了暫時的生活保障,但是,更多的孩子能不能在健康的環境下成長,更多的低收入家庭能不能有尊嚴地生活,還需要一個更完善的社會救助兜底機制來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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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