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說起民國大總統徐世昌，可能很多人都知道。他有著“活曹操”的稱號 ，跟袁世凱拜過把子，被慈禧認為是李鴻章的接班人。但說起他的弟弟，恐怕知道的人就不多了，他的弟弟名叫徐世光 ，正是我們本篇的主人公。

　　活在哥哥徐世昌的光環之下，徐世光似乎很少為今人所注意。其實他也一樣不簡單，沒有哥哥的狡詐權謀，也沒有哥哥在官場上的人際關系網，徐世光的官一樣做得風生水起。他在山東歷任多職，只不過他官德差，為世人所詬病。

　　辛亥革命后，徐世光隱居青島，后來徐世昌也來了，兄弟倆一起住在曲阜路8號，也就跟青島結下了不解之緣。

　　徐世光是徐世昌的弟弟

　　徐世光(1857年—1929年)，字友梅，號少卿，河南省衛輝府(今衛輝市)人。說起家世，有些書上寫徐世昌 、徐世光兄弟是“高干子弟”，這多少有夸張成分。其實從徐世光的祖上算起，做過官的也就兩位。他的高祖徐誠曾任河南南陽知縣；祖父徐思穆，任河南中河通判，在衛輝府安家，都是一些地方上的小官。徐世光的父親徐嘉賢倒是年少有為，17歲時就敢于和太平軍搏殺，勇冠三軍，戰斗中身負重傷，嚴重損害了身體健康，25歲那年就死去了。這一年徐世昌六歲，徐世光不過四歲而已。真正讓徐氏兄弟一生受益的其實不是他們的家世，而是他們的母親。可以說，沒有母親劉氏的認真教育，就不會有兩兄弟的顯赫前程。徐世光的母親劉氏乃是清朝著名的文學家劉大櫆之女，劉氏自小耳濡目染，溫柔賢淑，深明大義，在丈夫去世之后，肩負起整個家庭的重擔。據溫菲菲《民國課堂：軍閥總統》一書記載，為了支撐家庭的吃穿用度，劉氏先是做針線活，補貼家用；后來實在支撐不住，就變賣自己的珠寶首飾，直到家中已再無可變賣的器物。這些錢都用在哪里了呢?全都用在徐氏兄弟的教育上。原來劉氏雖然是個女人，可是氣度非凡，一心要光耀徐家的門楣，把希望全部寄托在兩個孩子的身上。為了讓兩個孩子受到最好的教育，她寧可節衣縮食，也要給孩子請最德高望重的先生。每當兩個孩子要去上學的時候，劉氏總要不厭其煩地叮囑他們認真學習。兩個孩子放學回到家，她也要屢次叮囑他們溫習史書。有時候，為了陪他們讀書，劉氏也常熬到半夜，實在熬不住了，竟手托額頭睡在桌旁。可以說，劉氏在兩個孩子學業上所下的苦功，一點不比兩兄弟少。

　　其實，徐家不是沒有改善家庭條件的機會。當時，鄢陵縣的知縣、徐世光的叔曾祖徐士醇多次派人找到劉氏，提出要把他們母子三人接到鄢陵。可每次都被劉氏拒絕了，她推辭說：“萬萬不可，我們家經歷了極盛而衰，如果現在接受別人的接濟，孩子們沒有經歷過艱苦的日子，將會碌碌無為，那我們徐家就再也沒有復興的一天了。”聽了這話，徐士醇再也不多說，只是感嘆“汝苦心持家教子 ，異日必有成就，真我家功臣也”。

　　1868年，河南衛輝府下了一場大雨，這場雨持續了一個月左右，徐家的房子因為年久失修，房頂不斷漏雨，書房的墻壁坍塌，無奈之下，徐世昌只好停止讀書，開館授業，賺錢養家。徐世光也跟著哥哥到處游學，廣交朋友。

　　至此，徐氏兄弟開始踏入社會。可以說，童年的這段苦難經歷是徐氏兄弟一生的寶貴財富，他們后來一個做了民國總統，一個做了山東大員，這些都跟母親劉氏早年的悉心教育有著莫大的關系。

　　徐氏兄弟雙雙中舉

　　在游學的過程中，一個在當時還默默無聞的富家子進入徐世昌 、徐世光兄弟的視線，這個人就是袁世凱。

　　時為1879年，袁世凱還沒有到天津小站練兵，后來的北洋系也無從談起。袁在河南陳州閑居，辦了兩個文社，每天召集一幫文人雅士吟詩作對。偏巧當時徐世昌在淮寧縣(今河南淮陽，屬陳州管轄)擔任文職，兩人偶爾謀面，談了幾句時局，結果越談越多，一發不可收拾，后來竟然成了八拜之交。

　　三年之后，袁世凱幫了徐氏兄弟大忙。原來這年正是順天府鄉試，徐氏兄弟卻因囊中羞澀，無法參加。在古代，科舉是貧寒士子改變命運的唯一機會，這可愁壞了徐氏兄弟。危難關頭，袁世凱挺身而出，大手一揮，奉上白銀100兩，解了兩兄弟的燃眉之急。徐氏兄弟憑借袁世凱的資助，得以順利到順天府應試，也是天公作美，徐世昌 、徐世光雙雙中舉，徐家終于有了出頭之日。

　　在這次鄉試過程中，還有一件奇事被很多文獻記載，那就是徐氏兄弟求簽算前程的故事，讀來頗為有趣。原來徐氏兄弟試畢后，功名心熱，得失這念梗在胸中 ，有些寢不安席，食不甘味。有個好友就給兩人出謀劃策，據中國臺灣著名作家高陽《紅頂商人胡雪巖》一書記載，此人還是膠州人，叫柯紹半。柯紹半說，琉璃廠呂祖祠的簽最為靈驗，建議兩人去求一簽。這樣徐世昌到了呂祖祠，抽得一簽，曰“光前裕后，昌大其門庭。”他還不解何意。直到榜發，徐世昌中試一百四十五位舉人，徐世光中了第九十五名舉人，名次靠前，他才頓悟，這不正是“光前裕后”的意思嗎?

　　徐世昌還由此得出結論，雖然徐世光這次名次靠前，但真正能光耀徐家門楣的還是他徐世昌。后來果不其然，這次鄉試之后，兩兄弟又參加了兩次科考。徐世昌第一次未中，第二次中進士，授翰林院編修，而弟弟徐世光均未中，還真應了“昌大其門庭”。

　　從此之后，這兄弟倆算是跟占卜、求簽、扶乩等迷信活動結了緣。徐世昌一生信奉呂祖，在私宅中塑有呂祖神像，每天都親自燒香、叩頭，頂禮膜拜，到晚年越發執著。徐世光呢，晚年尤其熱衷于道教活動，是很多道會的領導，大力推廣扶乩等活動。

　　袁世凱楊士驤提拔徐世光

　　兩次科舉考試皆不中，徐世光和哥哥徐世昌在仕途上走到了岔路口。徐世昌于丙戌(1886年)成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徐世光呢，也在同一年通過另一途徑當上了官，那就是捐納，又稱捐官。

　　有史料說徐世光是“賄買”的官位，這話有待商榷。實際上，捐納和賄買還是有本質區別的。簡而言之，捐納是政府允許的合法行為，賄買則是私人賣官鬻爵，是不合法的。捐納，就是士民向國家捐資納粟以取得官職。在清代，這是和科舉相互補充的一個重要制度。既有例捐，也有常捐，且統一管理，明碼標價。捐納的錢物統一收歸國庫，捐納的人則有機會獲得官職。

　　照理來說，捐來的官并非科舉正途 ，很容易受到同僚的奚落。但到了清朝末期，捐官已經很正常了，不少官吏都是通過這一途徑上位的，也就沒了什么不好意思之說。徐世光于光緒十二年(1886年)捐官，分發山東，授知府銜，坐了幾年冷板凳。誰想后來卻順風順水，遍歷山東各要害部門，成了當地的大紅人。原來這里面還是離不開人情世故，據青島市十大藏書家、原青島市博物館副館長王桂云介紹，提拔徐世光的正是他的老朋友袁世凱。

　　1900年3月，袁世凱任山東巡撫，由于同徐世昌關系密切，將徐世光補為青州知府，接著調任濟南知府。1902年底，周馥當了山東巡撫，他沒買徐世光的賬，因為徐世光有名士習氣，并且多病，謂“道府為全省官場樞紐，非可臥病者能治理”，故勒令開缺。1905年1月，楊士驤為山東巡撫，他與徐世昌同親袁世凱，且是同年翰林，便對徐世光極為優待，讓他代理濟東泰武臨道及糧道，任河防局、營務局等要差。這個“濟東泰武臨道道臺”，管轄濟南、東昌 、泰安、武定四府及臨清直隸州，乃管轄山東省約三成地面的一把手。據說，當時徐世光有“二帥”之稱。所謂“二帥”，就是說山東巡撫稱大帥，徐世光僅次于巡撫。后徐世光又于宣統元年(1909年)簡授登萊青道道臺，轄登州府、萊州府、青州府和膠州，還兼東海關監督，為山東各道中第一優缺。

　　他“識破”德國人陰謀

　　值得一提的是，徐世光在登萊青道臺任上還干了一件大事，那就是破壞了德國人干涉中國路權的圖謀。據劉愉《清代末年，煙濰鐵路動議修建》一文披露，膠濟鐵路建成之后，德國殖民者的貪欲并沒有滿足，企圖借《膠澳租借條約》牢牢掌控山東的路權。中國人商辦修筑煙濰鐵路的方案一提出，他們就百般阻撓。個別見利忘義的官員，竟然瞞天過海，暗中與德人勾結。1909年春，煙臺人趙德涵呈送報告，稱已有股金400萬元，呈請清政府郵傳部立案審批。郵傳部隨即批轉登萊青膠道道臺兼東海關監督徐世光，詳加核查。徐世光派人調查，發現趙德涵并非殷實之家，且行蹤不定，疑點重重。再細追究，發現了其中的貓膩。原來，400萬元股金為趙德涵的親戚李德順掌握。李德順系津浦鐵路北段總辦，這些股份是他暗地里從德國人手里“募集”的。

　　不久，李德順營私舞弊、糜費巨款之案又發，被革職交刑部嚴辦。之前，李德順夫妻已經加入了德國籍，其妻慌忙找到德國駐華公使，與清廷交涉。交涉結果，李德順得以輕判，只是撤職查辦。他隨即攜帶大批贓款，與妻子逃往德國，最終逍遙法外 。德國人想借此暗中操控修筑煙濰鐵路的圖謀，也隨之破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