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私人記憶

　　

魯海：83歲，青島文史專家

　　

劉振華：89歲，中華書局青島分局經理劉錫九之女

　　1938  “那是青島最黑暗的春節”

　　1938年的春節，戰火烽煙四起，不復喜慶，甚至無法平靜。今年83歲的魯海對那年的春節記憶猶新。1938年1月10日，日本登陸青島。日本人飛揚跋扈，路過的行人須向他們行禮，大家都繞著他們走。在魯海的記憶里，那是青島最黑暗的春節。

　　此時，魯海一家搬到了中山路1號國際俱樂部。1938年1月30日是除夕，31日是大年初一，大家都沒有過年的心情。往年春節的天后宮廟會熱鬧得很，十之八九的老百姓都會去參加，而這一年，天后宮異常冷清，百姓們都待在家里過年，一方面是不敢去，畢竟外面兵荒馬亂，因而人心惶惶，一方面是不愿去，免得見了日本人還得點頭哈腰。日本占領青島之前，沈鴻烈實行焦土抗戰，炸毀了日本九大紗廠，日本僑民都撤走了，中國人也走了很多，正月初一到十五，街上很多店面沒有開張，這個“年”，過得冷冷清清。

　　今年89歲的劉振華對1938年春節也有深刻印象。在她的記憶里，以往過年就是“玩兒”。“那時候還是小孩子，過年就是穿新衣服，拿壓歲錢，去天后宮趕趕廟會，那里有燒香的、撞鐘的、捏面人的，很熱鬧”。劉振華說，劉家算是個“半新半舊”的家族，別人家“請祖宗”、燒香、掛家譜，他們家把這些形式都省略了。但有一項活動，劉家不僅沒有省略，反而大張旗鼓，那就是拜年。劉振華的父親劉錫九在青經營中華書局多年，人脈廣博。過年是個聯絡感情的好機會，每到這時，劉錫九就租一輛車，帶著他們全家人去給親人和朋友家拜年。

　　但是，劉振華一家的拜年活動到1938年就不再像從前一般聲勢浩大了，親人、朋友還是要去探望、問候的，只是低調了許多，出去后很快便回來，因為外面起了戰事。戰爭使人們過年的活動也簡化了，劉振華會和同學相約著去看電影，每次出去，父母都會叮囑她早些回來。戰爭結束了無憂無慮的幸福時光，當時的劉振華寫了一篇文章，她至今記得很清楚，大意是說，抗戰時期，我們在淪陷區的學生根本沒有快樂。這是劉振華當時心境的真實寫照。

　　

段存欽：96歲，曾任嶗山抗日游擊隊李先良秘書

　　1945 “抗戰勝利比過年還高興”

　　抗日戰爭時期里，段存欽幾乎沒有過過年。段存欽今年已經96歲高齡了，曾在嶗山抗日游擊隊里擔任李先良秘書。在他的回憶里，“部隊里是不過年的，沒有慶祝活動，沒有補貼和獎勵，也不改善生活，還是喝白水、吃地瓜干”。春節將近之時，連隊把大家組織起來開大會，“主要是講紀律，部隊里隨時處于備戰狀態，對紀律的要求是非常嚴格的”。除了講紀律，再就是鼓舞士氣，段存欽說，雖然春節本應是與家人團聚的節日，但特殊時期，保家衛國任務在身的戰士們對艱苦的條件都沒有怨言，“首長一直激勵大家，一定要堅持把敵人趕走”。這是支撐他們艱苦作戰的信念。

　　經歷了長久的黑暗和困頓之后，1945年，青島人民焦急等待的光明時刻終于到來。大年初一，放了一天假，但是段存欽還是在部隊里，沒有回家。這些年的春節，家人的團聚他幾乎全部缺席，思家心切，也心懷歉意。無奈白天工作脫不開身，到了晚上段存欽才搭著別人的順風車，回家看望了自己的母親。

　　日軍被打敗，進了臘月門，百姓們再不也用擔心有附近據點的日軍前來掃蕩，滿心歡喜地以為終于能過一年像樣的春節了。但是，黎明破曉之前，仍有頑固的黑暗勢力在作怪。雖然青島的日偽政府還在大肆鼓吹“日中親善”，為春節粉飾出太平和喜慶的假象，但是飛漲的物價再次將百姓陷入水火之中。檔案數據顯示，1945年春，青島物價暴漲至1937年7月之前的四倍，營業稅按照1944年的八倍征收。鈔票仿佛成了紙片，當時青島的物資本來就比較匱乏，日本人還把大批物資向本國轉運，這對青島來說無疑是雪上加霜。據段存欽回憶，別說購置年貨了，能保證買到日常的生活必需品就算不錯了，“當時人們只能勉強地維持生活”。

　　1944年間，青島市民多次被迫向日軍繳納“獻金”，在動蕩時期，個體命運難以自我掌控。1945年春節期間，青島發生了一次轟動全國的血案。正月初四那天，偽華北勞工協會第一訓練所內，280多名勞工發起暴動逃跑，日偽軍警開槍鎮壓，造成24人死亡的慘劇。這給當時的青島市民帶來了極大的悲憤。人們只是希望能在戰火中偷得片刻安寧，但日本人殘酷地擊碎了青島百姓這僅有的一點期盼。

　　半年后，日本天皇裕仁宣布無條件投降。在段存欽看來，“抗戰勝利比過年還高興”。

　　

聶希文：90歲，曾任中共地下工作者

　　1949 一份特殊的“年貨”

　　今年90歲的聶希文曾在青從事中共地下工作長達十年，直到1949年6月2日青島解放才公開身份。他位于遵化路22號的住宅，前身是四方一帶有名的子俸藥房，也是他抗日活動的秘密據點。聶希文利用父親開辦的這家藥房，收集情報，掩護同志，資助革命事業，奮戰在抗日的隱秘戰線上。1949年的春年，別人在熱熱鬧鬧地忙年，聶希文也在“忙年”，只是他的“忙碌”悄無聲息，不敢聲張，因為他在置辦一份特殊的“年貨”。

　　那時，分送賀年片不僅是學生們的愛好，各商家為聯絡感情，也在除夕夜互送賀卡。用一個紙盒子，糊上紅紙，寫上“恭賀春節”幾個大字，掛在貼有春聯的大門上，供接收賀年片之用。街市商鋪如此一布置，年味濃濃。聶希文選購了一些賀年片，運用在解放區學來的印刷工藝，用家里藥房用來印制藥品包裝紙的油印機，在上面印上了宣傳中共對敵區政策等內容的簡明文字，“都是偷著印的，用布把窗戶遮起來，把燈泡也包起來，時間長了，燈泡都把布燒著了”，聶希文的兒子聶新建說，常年做地下工作，為不使敵人辨認出筆跡，聶希文須變換字體，印這些“賀年卡”，他改用一種長方形的字體刻版，至今他寫的漢字仍被人說是“豆芽體”。除夕夜，在鞭炮聲中，聶希文帶著印好的“賀年片”來到四方的商業中心海云街，把賀年片投進各商家大門上掛起的“紅箱”內。他還與戰友胡升堂、陳維風同志，把賀年片和勸降信之類的宣傳品裝上信封，貼好郵票，投進不同街區的郵筒里，寄往國民黨一些要員家里，讓他們知道，“末日不遠”。

　　大年初一，聶希文作為子俸藥房的少掌柜，穿上新衣，去各商家以拜年為由查看反映。先到藥店對門的聚昌綢布店，他們用手指打著“八路”的暗語，悄聲說，“八路快來了，賀年片都送到家門上了，你們沒收到嗎？”聶希文親眼見到工作的效果，內心充滿喜悅。

　　在聶希文從事地下工作的十年中，提心吊膽的體驗對他的家人來說，已經是家常便飯了。聶希文的兒子聶新建說，地下工作者不是離開家庭到戰場上去，有時反而需要家庭作為掩護，“一旦被發現，必然會牽連到家人，甚至會株連九族”。因此，聶希文隨時都處于警戒狀態，睡前會把衣服和鞋子整整齊齊地放好，以備有突發情況之時可以摸著黑立即穿好、出走，家里也早就設計好了出走的秘密路線。聶新建聽父親說，當年為了分發這些卡片，半夜了，他才回到家中，家人看到他平安回家，心頭的石頭落地，這才開始坐下來吃過年的餃子。

　　

辛忠香：70歲，青島本地居民

　　1964　一瓶白酒的奢侈

　　在辛忠香過往的人生里，前半段的“年”是和饑餓相伴的。辛忠香1945年出生于湛山村，父親是工人，母親沒工作，家里有六個孩子，吃穿用度捉襟見肘。“那時候過年根本就沒什么吃的，能吃個餃子就算不錯了”，辛忠香說。除了餃子，留在辛忠香記憶里的還有吃不到的橘子味道。父親買回來幾個橘子，作祭祀之用，她和弟弟妹妹們每天只能眼巴巴地看著放在桌臺兒上的橘子，聞著酸甜的氣味流口水，不管饞蟲再怎么發作，也不能偷吃。

　　除了沒好東西吃，過年也常常面臨沒有好衣服穿的窘境。新衣服不敢奢望，入冬之初做的棉襖棉褲就是過年的服裝了。辛忠香說，棉襖棉褲平時穿的衣服都必須用別的舊衣服在外面罩著，過年的時候才直接穿在外面，當作新衣服，“父母不讓直接穿在外面，怕穿臟了穿舊了，過年穿舊不好看了”。這樣的困頓，使辛忠香在外出之時，心里是露怯的，“上學以后，別人都成群結隊地去老師家里拜年，我都不好意思去”。

　　經歷過三年自然災害時期的辛忠香，深知糧食的珍貴，饑寒交迫之時，一個白面饅頭就是上等食品。上中專的時候，從食堂買到的白面饅頭，她都不舍得吃，總是留著帶回家給父母。后來上山下鄉，難得有一次，在食堂領了兩個白面饅頭，“不怕你笑話，我沒出食堂門就吃完了”。正是由于這樣的經歷，“年”在辛忠香的記憶里總是和食物掛鉤的，溫飽即是滿足。

　　1964年春節，辛忠香已經工作了，手里已經有了一點兒余錢，托自己在小賣部的朋友給父親買了一瓶景芝白干。過年的時候，有同事來家里拜年、做客，父親拿出酒來，邀請他們“喝兩口兒”。“大家都挺意外的，因為當時這個酒不好買，父親就說，我女兒買的，聽上去很自豪”。辛忠香覺得，從吃不飽飯的年代里走過來，過了那么多貧寒的春節，能在過年的時候喝上一瓶景芝白干，也算是奢侈的事。

　　“現在過年，根本就不用擔心吃的穿的了，我和老伴想吃什么吃什么，想買什么買什么，現在的生活，天天都是過年”。從“窮年”到“富年”，辛忠香身上濃縮著眾多平民百姓的生活印記。走過物資匱乏的年代，走過自然災害的時期，日子在一天天得變好，過年也就成為越來越喜慶的事。本版文/實習生 李曉宇  孫曉陽 記者 付曉曉  張文艷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張珍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