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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青島，曾流傳著這樣一個段子：“東北淪陷后，陳孟元來青島尋找商機，坐洋車逛馬路，一路走一路問，這個廠是干啥的，車夫答棉紡廠，再問一家，又答棉紡廠，一連問了七八家，都是棉紡廠。陳孟元就下了決心，都是織布的，沒有染布的，俺就開他個印染廠”。不知段子是真是假，但這句話恰恰表明了青島作為“上青天”三足鼎立的紡織重鎮之一，曾成就了中國民族工業的第一產業。周學熙、周志俊父子的名字，百姓可能并不熟悉，但華新紗廠，像一座燈塔引領了青島民族工業的遠航，它“以一敵九”，在日商紗廠的夾縫中頑強生存。電視劇《青島往事》已經結束，但青島民族工業發展的往事沒有結束，而且會一直傳承下去。

　　“吃過皇糧”的華新紗廠

　　一提周家，在青島人看來最為知名的為曾任兩廣總督、山東巡撫的周馥，1902年，周馥以山東巡撫的身份，第一次踏上了膠澳的租借地，開啟了周家與青島的緣分。湖南路上的大宅子，華新紗廠（國棉九廠）的興衰，湛山寺的創建都與周家三代人有密切的聯系。或許，大多數人都認為這都是周馥做官的功勞，尤其是他的兒子周學熙創辦的華新紗廠，其實并不確切。一篇《周學熙以公款辦實業發家的內幕》的文章刊載在《文史資料選輯》中，作者是曾在民國財政部擔任會計司司長的卓言，他詳細揭露了周學熙利用公款辦起華新紗廠的過程，雖然字里行間帶有不滿的情緒，但事實是達成共識的。周學熙的胞侄周叔弢（《啟新洋灰公司的初期資本和資方的派系矛盾》）如是說，周學熙的兒子周志俊也承認。

　　如果要講清楚這件事，不能不提到幫助周學熙的一個大人物——袁世凱。

　　北大教授孟繁之先生告訴記者，華新紗廠其實等同于開灤煤礦（前身為開平礦務局）的副產品，后來周學熙成立的啟新洋灰公司背后是兩大股系：徽系和豫系。徽系即以曾任北洋財政總長的周學熙（籍貫安徽東至縣人）為代表的安徽派，豫系即以袁家為代表的河南派。1900年，周學熙正式登場。在此之前，周一直致力于教育事業，曾多次考試，屢戰屢敗，屢敗屢戰，終于在28歲（1894年）時中舉。1898年父親為其捐候補道﹐ 派為開平礦務局會辦。兩年后，升為山東候補道員，入袁世凱幕下，后隨袁來天津，主持北洋實業。周家與袁世凱的淵源頗深，周馥曾為袁世凱的幕僚，周馥的女兒就嫁與袁世凱的八子袁克軫為妻。1900年是周學熙的轉折年，他已升為開平局總辦，任命李希明為經理。而這一年，八國聯軍入侵，“吾父以丁母憂去官”（周志俊：《周學熙在民國財政史中的作用》）入川，原負責人張翼竟將國本盜賣給英商。經過周學熙和李希明的多年努力，開平局和唐山細綿土廠才得以收回，1907年改名為啟新洋灰有限公司。

　　或許是因為這番功勞，袁世凱對周學熙非常信任。“啟新從一開始就先由國庫墊款辦理，然后再招募商股分認”。這筆錢是“袁世凱批準分別由淮軍銀錢所及天津官銀號兩處各供應五十萬元”墊付，而且無抵押，期限長達十年，利息不及其他借款利息的一半，所以啟新的創辦是特權的產物，并非“白手起家”。據卓言說，1913年，周學熙趁熱打鐵，又利用私人名義向袁世凱借款一百六萬銀元，興辦唐山華新紗廠，承諾一年歸還，賺得盆滿缽滿后，周學熙又向袁世凱呈文要求延期一年，創辦了青島華新紗廠，以及衛輝華新紗廠，“光靠他父親做兩廣總督、山東巡撫是不會有這么多錢的”，后來借款歸還，“用這筆借款創辦的實業則屬于周學熙私人所有了”。不過，孟繁之教授認為，這一企業應該屬于包括袁家、陳一甫家在內的幾大家族所有。周志俊也說，這筆款項“有正當手續，賬目清楚，并非侵占”，而且為“股份有限公司，我家所占股份不過百分之五六”。

　　炮火中夭折，艱難中起步

　　辛亥革命爆發，遜清遺老紛紛避居青島，周馥便是其中的一員。1912年，周馥攜家帶口來到青島，住進了湖南路與蒙陰路路口的一所大宅子里，作為第四子，孝順的周學熙隨同侍養。雖然熱衷于教育事業，1901年還創辦了山東高等學堂，但周學熙骨子里其實是一位實業家。“對興辦工業，別具興趣，遂謀生產之道，以為久居之計”，周志俊如此解釋。在青島市檔案館中，記者查到了1937年《青島華新紗廠特刊》中有關華新紗廠的歷史記載，文中稱周學熙到嶗山郊外旅游時，“見居民面多菜色，衣不蔽體，惄（ni）焉憫之”。于是，周學熙就召集親友，決定創辦“華新實業公司”，買滄口德人繅絲廠舊址。

　　不管以高尚的動機拯救國人還是庸俗的賺錢發財為目的，在孟繁之看來，周學熙興辦民族工業的行為是值得肯定的，“他們確實在一戰期間發了財，但發展民族工業，對外敵的確有抗衡的作用，這也就奠定了后來中國民族工業的基礎，我前幾天碰到一位服裝出版社的社長，他就說，周學熙對中國紡織工業的貢獻太大了”。

　　利用袁世凱的關系，借公款，周學熙準備向德商瑞記洋行訂購英國愛色利斯紗機。然而，紗廠生不逢時，契約剛簽好，一戰爆發，青島成為日德戰爭的戰場，周家倉皇遷到天津，廠房成為英國招募華工的根據地。

　　“出生”的波折似乎預示著青島華新紗廠的艱難，因為在孟繁之看來，“1914年到1924年是華新紗廠的黃金十年”，但那是對天津華新紗廠而言，青島則整整遲了五年，黃金時期縮短為一半。1919年，周學熙聘請了英國律師甘博士迭經交涉，青島華新紗廠才重新回歸。然而，剛擺脫了洋人的侵占，還得過東洋人這一關。彼時的青島被日本人盤踞，他們早就盯上了辦紗廠這塊“肥肉”，因為“紗廠車間需要保持一定的濕度”，老國棉九廠工人86歲的陳欽貴告訴記者，而青島空氣濕潤。加上山東產棉大省，所以日商也不想錯過這個機會，踩著華新紗廠的肩膀，日商內外棉紗廠成為青島第一家開工的紗廠。

　　盡管如此，華新紗廠仍然掙脫束縛，“于年底勉強開試一部分”，1920年，赴天津等地招募藝徒，“終獲全紡開機”。

　　當時幫助周學熙的主要是他的侄子周叔弢和兒子周志俊。周學熙曾對子侄告誡過：“要搞實業，首要的是抓權”，他是這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這也是他和其他股東矛盾的根源所在。在青島，周學熙先是讓侄子周叔弢 負責廠子的大小事宜。“當年啟新內部的股東，即安徽系和河南系斗得非常厲害，都想讓自己的子嗣當負責人，派周叔弢 管理紗廠，最主要的是因為他是各方面都可以接受的人”，孟繁之告訴記者。周叔弢 的兒子周景良也說，讓父親去當經理，幾家人都沒有什么意見。在周景良看來，父親經商其實很有能力。孟繁之也說，周叔弢 在青島身先士卒，“從最基本的做起，全程參與，和工人一起奮斗在第一線，也贏得了大家的尊重，而且他善于合作，紗廠得以贏利”。有一個場景讓孟繁之印象深刻，當周志俊代替周叔弢擔任總經理后，很多工人都舍不得周叔弢 離開，可見他是深得民心的。

　　當然，周志俊更是不負父望，干得非常出色，他曾留學歐美諸國，對于紡織印染甚至植棉技術都頗有研究。記者采訪了幾位紗廠老工人，他們都親切地以周老二（周學熙次子）來稱呼周志俊，對他總體評價都不錯。

　　以一對九，百折不撓

　　周志俊曾撰文《青島華新紗廠概況和華北棉紡業一瞥》來回憶他主持華新紗廠的細節。1922年，青島主權得以收回，日本人被趕出青島，他們極為不甘心，甚至“招來嶗山土匪孫百萬、馬文龍入駐市內三盛店設總部，門口有土匪站崗，并綁架商會會長隋石卿”，周志俊“每夜均聞槍聲，一夕數驚”。主權收回，經濟仍然受制于敵人，當時的青島，日商紗廠占據九席，有內外棉紗廠，大康、隆興、富士、公大、寶來、豐田、上海、同興紗廠等紗廠。“我們華新紗廠，以一敵九，備受排擠”。

　　而華新紗廠從產生起就內部派系紛爭不斷，所以在內外交困的形式之下，1925年華新出現巨大虧損，幾乎停產關門。為了挽救企業，周志俊采取了六大改革措施，青島市檔案館編研處處長孫保鋒說，他先是重用技術人才，開辦技術培訓班，培養新生骨干力量；同時采取合股線策略，購置多臺合股線機，扭虧為盈，讓老工人們盛贊“合股線挽救了華新的命運”；為了擺脫日方的蓄意刁難，自己訂購發電設備；另外，他還提高薪金待遇，廢除藝徒制。讓華新紗廠最為自豪的莫過于他們的福利待遇，在《青島華新紗廠史》中，我們可以看到，華新紗廠還辦有華新小學，是員工子弟求學之地；并附設華新醫院，延聘中西醫士。《青島社會》1929年刊載的《青島華新紗廠調查報告》中，專門介紹了紗廠的待遇，除了前述的醫院學校外，還設有俱樂部、宿舍、浴室、花園、義園、矜恤部、飯食部等。一系列舉措“深得民心”，所以1929年青島工人罷工潮并沒有波及到華新紗廠。

　　周學熙是一個重視官商聯合的人，他在晚年（1946年）自撰的墓志銘中，并不諱言自己兩任民國財政總長是“值清室遜位，遵隆裕太后內外大小臣工照舊供職之詔”，他對封建統治者頗為忠誠，要求屬下也是如此，啟新初辦時，負責人都得捐官，他任總經理時，每到工廠，門房都得高喊“總經理到”，全體職員必須屏息肅立，完全是衙門做派。不同于父親，周志俊一直避免與青島的官僚聯合，尤其是“不出頭露面與反動政權過于接近”。

　　周志俊于1931年脫離天津、唐山、衛輝華新紗廠，自定名為青島華新紡織股份有限公司，此時“九一八”事變后，華新內外危機重重，日商紗廠日盛，周志俊深知肩負重任，1932年購置先進機器，打開上海和南洋市場；1933年后陸續創建織布廠和印染廠，向多元化發展。日本駐華紗廠聯合會理事長船津垂涎欲滴，多次托人談合作，自然是碰了一鼻子灰。

　　覆巢毀卵，華新紗廠死而復生

　　雖然一直在抗爭，青島華新紗廠還是敗在了動蕩的時局之下。

　　日本的鐵蹄再次踏進青島，碾碎了華新紗廠為保住華商的一切防線，千辛萬苦，終付諸東流。周志俊拆運了一部分機器運往上海，“原擬溯江西上，轉運重慶設廠”，因江運中斷，只能留在上海，“設信和紗廠，機器作價出售，另招新股開辦”。留在青島的產業，周志俊本以為賣給美商中華平安公司可以得到基本保全，沒想到，在日本用暴力脅迫下，廠產低價賣給了寶來紗廠。時任青島市長沈鴻烈的“焦土抗戰”炸毀了日商紗廠，華新的廠產成了日商恢復實力的資力來源之一。

　　“本市滄口華新紗廠，為我國民營事業之巨擘，執北紡織業之牛耳，事變后被敵人強制收買，與敵廠之寶來紗廠合并為一，勝利后歸中紡公司接收，經該廠常董周志俊，幾度拆衛，（1946年11月11日）以十七億之代價贖回”，“（11月29日）午前九時，該工廠會，勞工學校，員工子弟學校，共同發起慶祝華新紗廠復業大會”。這條1946年11月30日刊載于《青報》上的短消息字里行間充滿著欣喜，同一天，《民言報》大篇幅地敘述了華新紗廠復業與發展歷程。日占時期，華新內部發生了什么？只有工人們最清楚，83歲的王桂英和張桂美都曾是華新紗廠的童工，1944年，在日本統治時期，她們親眼目睹了日本人對華工的種種殘暴罪行，“大家都消極怠工，能偷懶就偷懶，誰都不愿意給日本人認真干”。

　　回到祖國懷抱，工人們逃出魔窟，青島的紡織業大踏步發展。1953年，華新紗廠實現了公私合營，1966年，更名為青島國棉九廠。

　　如今，國棉九廠已經消失，80多年的風風雨雨之后，周家與華新紗廠的傳奇故事告一段落，留在老工人們心里的，是“周老二”親切稱呼，以及紡織業頂峰時期，作為一名紡織工人的驕傲與自豪！

　　專訪老工人

　　我在華新當童工

　　對于華新紗廠的歷史，大多數資料都記載到1937年，日本占領時期，被強購后的寶來紗廠里是怎樣的工作環境？為了了解其中的細節，本報記者通過滄口路街道辦事處的工作人員，聯系上了已經搬遷到海怡新城的國棉九廠退休老職工，他們都已年過八旬，做童工時期，最大的只有15歲，最小的僅僅12歲，天真爛漫的年紀，卻已背上了沉重的重擔，更可怕的是，親眼目睹了日本人的殘暴與冷酷，幼小的心靈種下了仇恨的種子。抗戰勝利后，中國人接管紗廠，對他們來說，猶如從黑暗到光明。從前的消極怠工，后來的踏實肯干，蘊含著勞動者最為樸實的愛國情懷。

　　鋼絲絆倒日本人

　　王桂英，生于1932年，12歲就到寶來紗廠當童工，一直做織布工到退休。

　　記者：家里是什么情況讓您那么小就去做工？

　　王桂英：我家住在小白干路的大村莊，家里三個孩子我是老大，一個弟弟一個妹妹。那時生活困難，病死的病死，餓死的餓死，父母也沒辦法，期望我能補貼點家用。

　　記者：您進廠的時候還是日本人管理？做什么？工資多少能具體說說嗎？

　　王桂英：1944年，當時還叫寶來紗廠。我那時才12歲，還夠不著機車。不記得別的事情就知道干活，下了班就往家里跑，來回上下班得跑十里路。那時也沒有表記錄時間，就靠看月亮。紗廠還有大喇叭，就像現在拉防空警報一樣，十里八鄉都能聽見。嗡嗡嗡地拉三遍，第一遍提醒，第二遍就得趕緊出發了，第三遍就到點關門了。我們工作的時間一般為6時到6時，一共12個小時，兩班倒。

　　那時候小，對金錢也沒有概念，一個月開五六塊大頭錢，開錢以后走路回家得特別小心，把錢塞到襪子筒里，怕被人搶了去。下班回家自己走，有的時候幾個小姑娘一起做個伴走，我年紀小就跟著大的跑，人家走得快，我還老是攆不過人家。所以天一黑我就開始害怕，有時嚇得直哭。

　　記者：對日占時期有什么深刻印象？

　　王桂英：當時有很多童工，一些小姑娘也比較調皮，而且很恨日本人。我們車間有個日本管理員，我們管他叫瞎漢，因為他眼神不好使。有一次，遠遠地看到他來了，幾個姑娘趕緊在兩個車床腿上拴了一根鋼絲，瞎漢走過來一下子被絆倒了。我們都偷偷地笑。他很懊惱，破口大罵，誰在他眼前誰就倒霉了，他看到就打。在日本統治時期，工人確實受苦了，有不少中國工人無辜挨打。

　　日本人發給工人的糧食，苞米看起來很大，一掐里面都是空的，讓蟲子啃過得光剩下殼了。發的橡子面也都是捂了的，里面全是頭發茬子。要說日本占領時期真不是人過的日子，現在紡織廠的工人大都胃不好腿疼，都是小時候受苦受的，加上車間里有濕度規定，我們十個有九個有關節炎，而且不少老人都耳聾，就是年輕的時候被機器震的，因為噪音太大了。

　　“我們都叫他周老二”

　　陳欽貴，1930年出生，1945年進入華新紗廠，國棉九廠的退休員工。

　　記者：您家里是什么情況？

　　陳欽貴：家里很窮，日本人還在進行最后的掃蕩，有一天晚上，父母商量說別在家里呆著了，呆著只能等死，讓我出去尋找生計。母親做了一些干糧給我和我父親，趁著天黑跑出來了。恰好那天晚上日軍正在掃蕩，開始我們很害怕，后來聽說日本人走了，原來，我們村名叫老匙溝，日本人聽成了老虎口，給嚇跑了。父親把我送到三四里外的仗嶺車站，我坐車去了姑姑家的表哥那里。之后，親戚把我介紹到紗廠里掃地。進廠的時候，人家問我生日我都不知道是哪天。

　　記者：您去的時候，日本人已經交出管理權了嗎？

　　陳欽貴：日本人不管事了，周老二是華新的老板，就是周志俊，周學熙的二兒子。廠里的人都管他叫周老二，他不刻薄，對工人還可以，因為都是中國人，工人對他沒有多大意見。

　　不過，我聽老工人說過日本人的事情，那個時候工人進去就要干活，不干活就挨揍。他眼前有什么就撈起什么打，拽著小姑娘的辮子扇耳光，工人看見他們都躲得遠遠的。

　　記者：抗戰勝利以后，特別是青島解放以后待遇有哪些變化？

　　陳欽貴：我剛進廠的時候一個月給五塊或六塊錢的大頭錢，老工人差不多能掙到十來塊錢。日本統治時期工人都不正兒八經地干活，能偷懶就偷懶，抗戰勝利以后，廠子歸中國人管理了，工人的積極性也起來了。之前廠里有學校和醫院，但我們普通工人去不起，因為這些是工人的家屬或領導層的人去的，醫院不給工人看病。之后青島解放，公私合營，工資待遇上去了，有了工人的食堂，澡堂，還有住房，各種勞動保障也都跟上來了。所以，當時在紡織廠當工人在社會上屬于比較好的職業，工資也算比較高的，大家都喜歡來紡織業。

　　文/本報記者 張文艷 實習生 李曉宇 孫曉陽 老照片攝于青島紡織博物館 署名除外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