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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九·一八”事變開始 ，王芃生逐漸顯露其在情報領域的才能。憑借對日本深入的研究，他通過手頭掌握的資料，一次次地準確預測日軍的行動，包括日本何時發動全面侵華戰爭，日軍對珍珠港的偷襲，以及日本的投降等重大事件。

　　他的才能逐漸得到了蔣介石的賞識，雖非黃埔系，也沒有江浙背景，但他被蔣介石委任為專門的對日情報機關——國際問題研究所主任。與這個情報機關平行的情報機關還有戴笠的軍統和徐恩曾的中統。王芃生是中將，比戴笠(少將)的軍銜還高。

　　成功預測“七七”事變

　　王芃生具體在何時被蔣介石所注意并無確鑿依據，后人有材料表明，王芃生曾就“西安事變”面見過蔣介石，很可能這是他被蔣所看重的原因。

　　據原國際問題研究所第一組少將組長潘世憲在其《回憶王芃生與國際問題研究所》一文記載，王芃生于西安事變一周前回國，因為他已經掌握了“西安兵諫”的計劃。王芃生回到南京后，立即通過外交部要求謁見蔣介石報告機密情況。但當時的王芃生只是一個駐外使館的小小參事，既非黃埔系，又無奉化關系，要想見到蔣介石著實不易。直到蔣介石去西安的專車待發時，他才借外交部之力，勉強爬上了火車。在列車上他首先將在東京方面所獲得的有關“西安兵諫”的情報以及日方的“對應措施”詳細報告給了張群，并作了一些說明。張群說有些方面是南京方面所未料到的，所以就急忙轉告了蔣介石。這樣，蔣介石的列車在洛陽站停留了24小時，做了一些布置，主要是確保西安的安全和潼關方面交通的暢通。總之，王芃生的情報使得蔣介石在思想上和軍事上做了一些準備。車到西安，王芃生便離開即將發生動亂的城市，取道城固，沿江返回上海。

　　“西安事變”讓蔣介石遭受重創，自然而然的，蔣想起了在專車上王芃生所作的“報告”，于是就命人找王芃生。尋找王芃生頗費周折，據趙慶華所撰《“王牌間諜”王芃生》一文說，當時的外交部不知道王芃生的蹤跡，駐日大使館也不知道王的去向。直到1937年5月中旬，王芃生把在上海與謝南光、李萬居及張錫琪、張錫鈞兄弟等共同研究后撰寫的一份報告送到外交部請轉交蔣介石時，王芃生才被找到。這份報告分析了當時華北方面日本侵略軍的形勢。王等人估計不出7月上旬，日軍將在華北發動大規模的軍事行動，從而控制華北全局(果然不出所料，不久“七七”事變爆發)。5月15日，王芃生見到了蔣介石。蔣即命令王芃生組織一個對日情報機關。但由于當時還未對日作戰，所以暫時避免“對日”字樣，該情報機關即定名為“國際問題研究所”，實際上則是以對日情報為主。又考慮到戰爭一旦爆發，沿海各地必被日軍從海上封鎖，為了打通后方交通，王芃生又討了個“交通部次長”的空頭銜，親自去越南、緬甸和泰國等地布置交通。

　　國際問題研究所直屬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業務上直屬蔣介石的侍從室 。當時，與其平行的情報機關還有戴笠的軍統和徐恩曾的中統。王芃生是中將，比戴笠(少將)軍銜高，而且他們三人，只有王當選為國民黨中央候補委員。1937年至1938年間，每個月都有徐恩曾(中統)、戴笠(軍統)、海軍上將楊宣誠(軍事情報)、王芃生(國際問題研究所)和溫毓慶(密電)參加的情報會議。

　　蔣介石讓王芃生負責對日諜戰，可說是知人善任。王芃生上任僅60天后，即5月中旬，便預測：“日軍將在華北伺機制造事變”，“爆發時機當在日本陸軍8月大異動之時，遲當在8月上旬，也有可能提前在7月間發動”。王芃生將此分析電告蔣介石，可惜沒有引起蔣的注意。

　　1937年7月7日，日軍在北平西南盧溝橋發起軍事行動，隨后開足馬力，全面侵華。“七七”事變(盧溝橋事變)印證了報告的準確性，蔣介石從此對王芃生另眼相看。

　　準確預測珍珠港事件

　　國際問題研究所成立之后，王芃生的才華得到最大化的發揮。中國駐蘇里南大使袁南生在《王芃生，被世人遺忘的“國寶”》一文中稱，八年抗戰期間，王芃生廣泛收集日本情報，包括派出情報人員深入敵后刺探敵情，例如，李鴻章的曾孫李家璟曾奉王芃生之命，在敵后收集情報。與此同時，王及時追蹤、剖析國際形勢，對德軍侵犯蘇聯、日本偷襲珍珠港及日本投降等重大事件，均在事先作出了準確的判斷，提供了大量豐富而準確的情報。

　　在這里，我們需要著重提一下對于珍珠港事件的預測，這一預測使王芃生的情報工作在國際上聞名遐邇。后人論及珍珠港事件的預測，因為各種原因，首先會想起池步洲。其實，池步洲所破譯的并非珍珠港事件日方密電，而是日本外務省致駐日大使野村的特級密電：立即燒毀各種密碼本，只留一種普通密碼本，同時燒毀一切機密文件；盡可能通知有關存款人將存款轉移到中立國家銀行；帝國政府決定按照御前會議決議采取斷然行動。池步洲據此電文推斷出日軍有進一步擴大戰爭的企圖，但具體日軍會采取何種行動，何時采取，并沒有給出答案。也就是說，池步洲并未準確預測珍珠港事件。

　　王芃生確實準確預測了日軍的這一行動，這也是公認的。據《王芃生與李萬居》一文介紹，王芃生生前和李萬居關系較好，珍珠港事件爆發前，李萬居住在廣州灣(湛江市舊稱)，當時李萬居找到李月友，請她以當地居民身份往來以傳送消息，由此她得到了正確的情報，即日本將不顧一切進攻中國香港、菲律賓。后來，消息經李萬居傳給了王芃生，王芃生判斷出日本將發動太平洋戰爭。

　　曾在陳布雷手下主管情報的張令澳，著有回憶錄《侍從室回夢錄》，客觀地反映了這一機密情報的傳遞過程：日軍1941年12月偷襲珍珠港前約三個星期，王芃生曾送呈一份從日軍大本營秘密弄到的《日軍準備發動東進和南進攻勢的戰斗序列》情報資料。該情報判斷出日軍即將對美國太平洋軍事基地和東南亞地區發動進攻。侍從室第六組看到這份情報后，迅速密呈蔣介石閱。蔣又立即批示：“密告美國政府。”可惜美國海軍當局并未對這份諜報引起充分重視，以至后來珍珠港海軍基地遭到了慘重的損失。據說，羅斯福總統在珍珠港事件后因未相信此情報而追悔不已，甚至派其子來華與王芃生長談。

　　除了為最高層對日作戰提出決策參考，王芃生領導的國際問題研究所還對政情做出解讀，其中蘊含了豐富的文化知識。如日本的戰時內閣和首相數度變更，研究所每次都能對新首相了如指掌，并將其簡歷及可能的作為具文上報，其迅速與準確實屬驚人，不愧為“日本通”。更為不一樣的是，王領導的研究所不僅搞情報，而且還著書立說研究日本國情及其對外關系，剖析日本文化和民族性。王芃生1941年3月發表的《中日戰爭之文化史觀》一文，從日本文化、教育 、學術及政治、軍事等方面深入分析中日戰爭，斷定日本必敗，中國必勝，從而堅定了中國軍民的抗戰信心，同時警告日偽盡快反省悔悟，“重獲新生”。

　　去世后蔣介石親筆撰寫挽聯

　　引人深思的是，像王芃生這樣一個情報天才，在對中共地下黨的態度方面，卻表現得十分曖昧，有時甚至加以保護。這或許有抗戰大局所影響，又有惺惺相惜之感吧。

　　王芃生對共產黨的同情之心在抗戰初期就有所表露。抗戰方興，他一手策劃郭沫若從日本回國抗日。郭是大革命時期的著名共產黨人，曾任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中將副主任，因發表《試看今日之蔣介石》，公開呼吁反蔣而受通緝，不得不在日本流亡十年。在獲得蔣介石的默認后，王芃生負責了郭沫若回國的一系列具體工作。1937年7月30日，國民政府取消了對郭沫若的通緝令，隨后，蔣介石在南京接見郭沫若，郭就任國民政府軍委會政治部第三廳廳長 。

　　《王芃生，被世人遺忘的“國寶”》一文還披露了王芃生和中共情報人員于炳然的交往。剛開始，王芃生不知道于炳然是情報人員 ，知道后，不僅一如既往保持友誼和提供幫助。而且，后來還掩護他離開重慶。由于軍統對于炳然已越來越懷疑，1940年7月，周恩來安排他撤回延安。王芃生以前曾介紹于炳然與戴笠認識，撤離前又安排兩人見面，這有助于增加于炳然的安全系數。于炳然去見戴笠，結果一切順利，戴笠還請他抽煙喝茶。他隨后把見戴笠的情況告訴王芃生。王芃生明知故問：“怎樣，不再回來了吧?”于炳然說：“看情形，也可能在北方打游擊戰了。”王芃生說：“好哇,咱們定個密碼吧，可能將來有通消息的一天。”他想了想說：“‘直搗黃龍，與諸君痛飲’——用這幾個字作Key(密碼)吧。”于炳然說：“好，我已經記住了。”并說：“希望你以后常與徐仲航聯系。”于炳然撤離前把徐仲航介紹給了王芃生，雖然沒有點明，王芃生知道徐仲航也是地下黨員 ，他們后來果然一直保持聯系。

　　1946年5月17日，王芃生不幸因心臟病去世，年僅54歲。蔣介石派代表致祭，親筆撰祭文并書“藎懷茂績”以挽。都說書生難以理政，但縱觀王芃生一生，既有學者的嚴謹和特立獨行，也有仕宦的遵紀和忠于職守，實屬難得！特約撰稿 田野

　　 （來源：半島網-城市信報） [編輯: 李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