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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在這場世界大戰中，中國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不光對抗擊日本法西斯做出重大貢獻 ，也對同盟國提供了不少幫助。在這其中，中國情報部門預測日軍偷襲珍珠港是很傳奇的一筆。

　　中國是否破譯了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密電?這個問題無疑是民國史上最有爭議的問題之一。盡管存在著諸多爭論，但中國曾對日軍軍事行動做出過準確預測則是公認的事實，而做出這一重大預測的就是王芃(péng)生。其相關論斷也被蔣介石重視，并交付美國政府。

　　王芃生因預測珍珠港事件而聲名鵲起，殊不知，在此之前，他還成功預測過“九·一八”事變、“七七”事變。更為重要的是，他跟青島還有著很深厚的淵源。今天的《發現青島》，我們就來講講人稱“日本通”、“王牌間諜”的王芃生。

　　早年留學日本，是個“日本通”

　　王芃生，名大楨，1893年1月17日出生于湖南醴陵縣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少年就讀醴陵縣立高等小學、湖南瓷業學堂。1910年入讀長沙湖南陸軍小學，17歲時加入同盟會，投身反清革命活動，曾留學日本，參加過長沙新軍起義。但一直以來聲名并不顯赫。

　　相較于革命事業的平淡無奇，早年的王芃生在學術研究方面卻取得了不小的成就。特別是對日本的研究，已經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也難怪后來他在對日情報工作方面出類拔萃了。王芃生曾自撰《一個平凡黨員的回憶與自我檢討》一文，其中追憶了其幼年的求學經歷，也說明了他對日本史產生興趣的原因：“余幼讀先輩劉彥(式南)初版《中國近世外交史》，對國際外交極感興趣。在磁業學堂時代，曾受過日人安田乙吉、大元禮吉及一女教員松本某子之教育，始聞留日歸國諸先輩所談明治維新事跡。對日本問題引起注意。在‘陸小’得讀黃遵憲‘日本國志’及‘日本源流考’。又以革命先進，多往來日本，中日關系密切。至是，更認識革命成敗與外交運用之重要。立志研究日本及國際關系，以待有用。”

　　王芃生由于幼年的興趣，長期研究日文，研究日本歷史。他青年時期在南京復成橋軍需學校，一開始還是看一些中譯本的日文教材，再后來直接閱讀原著。最后他兩次留學日本，就讀于日本陸軍經理學校高等科，日本東京帝國大學經濟部。以一個中國人的身份，寫出了《中日關系之科學研究》、《日本古史辯證》、《日本古史之偽造與山海經蓋國及倭屬燕之義證》，令人驚嘆。

　　王芃生如此沉迷于研究日本 ，其日文造詣漸漸超出常人之上，甚至比一些日本“高手”還要厲害，有兩件事可供佐證——其一，陳敦正在其《“世界的日本通”王芃生》中談到這樣一件事:“王芃生的日文程度，不但能讀、能寫，而且說得流利。因此在日本有很多日本朋友。有一次，他到緬甸視察，被日本特務包圍，他冒充日本商人，大談他日本‘家鄉’風光，竟化險為夷，被蒙混過去。”可見其對日語的精通程度。

　　其二，曾任中國駐維也納總領事的何鳳山在《中國辛德勒論王芃生》一文中提起了更為有趣的一件事。當時王芃生在中國駐土耳其大使館工作，館中有一主事李耀商，云南人，他的職位雖低，而來頭頗大，畢業于東京帝國大學，與當時鼎鼎有名的周佛海有同窗之誼，他之能廁身外交界，在駐土使館服務，即由周佛海所力保。李耀商除日文之外，尚通曉六國語言，常感嘆地說：“書讀得好，有什么用?我在東京帝國大學時還不是比周佛海的書讀得好！”言下不免稍有牢騷。可就是這樣一個人物，也對王芃生佩服不已。有一天，李耀商跑來告訴何鳳山：“呵！我不曉得王參事的日文有這樣好，我想日本的高手也不見得比他強！”何鳳山問他怎么知道的，他答：“我剛看見他寫給日本大使德川的一封信，信手寫來，字字珠玉呵！”

　　正因為對日本吃得透，王芃生獲得了“日本通”的稱號，也為其后來在情報界施展才華奠定了基礎。

　　全程參與收回青島主權

　　盡管王芃生對日本的研究相當精深，但他并沒有得到施展才華的舞臺，身無一官半職，在當時還只是一個窮學生。他走上仕途，源于后來的華盛頓會議，憑借力爭青島主權，開始走上外交生涯。

　　在收回青島的過程中，王芃生起了很大作用。1921年，美國主持召開華盛頓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之一是“遠東及太平洋問題”，其核心是中國問題。早在兩年之前，中國就因力主收回被日本搶占的青島主權，而拒絕在巴黎和會上簽字。此次，華盛頓會議的召開，對中國來說無疑是一大利好，畢竟列強都不希望看到日本在中國一家獨大。王芃生當時尚在東京留學，領悟到中國可利用此機會收回山東權益。于是，他撰寫了《華盛頓會議之預測與中國應有之準備》的小冊子，詳細列舉日本侵略中國、強占青島的種種罪證，根據國際法開列日本必須歸還青島的理由，交中國出席華盛頓會議代表團高等顧問汪大燮，汪看后說，“后生可畏，中國有望矣！”汪大燮因年老多病，向外交總長顏惠慶推薦王芃生代替前往。王芃生被破格聘為中國代表團咨議，赴美國參與籌劃會談，由此步入外交界。

　　1921年11月12日，華盛頓會議召開。日本反對討論山東問題，堅持通過中日雙邊談判來解決。王芃生在會議期間做了大量資料工作。1922年2月4日，日本在美英的壓力和中國人民反日斗爭的形勢下，同中國簽訂了《解決山東懸案條約》，規定恢復中國對山東的主權，日本撤出山東，歸還膠濟鐵路，但中國要以鐵路產值償還日本。

　　王芃生由美回國后，經王寵惠(中國參加華盛頓會議的全權代表之一)介紹任魯案調查善后委員會調查部副部長、行政處副主任，青島接收準備委員會委員，細目協定起草委員。不久，任接收青島行政及公產兩委員會主任委員，協助魯案善后督辦王正廷工作。1922年12月10日，中日在青島舉行了移交儀式，中國正式收回了被德國侵占14年、復被日本侵占八年之久的青島。這一年，王芃生剛剛30歲，激動之余，為直抒胸臆，曾填詞《清平樂》一首(元旦述懷 ，癸亥作于青島)：“一年容易，百歲真如寄。閱盡前朝興廢事，惟有青山無異，漫嗟昨日蹉跎，休論來歲如何?爭似安閑今日，且宜沉醉歡歌！”為紀念收回青島，王芃生還撰寫“膠澳接收紀念碑銘”，立于德提督府之紀念亭處(即今之市政協前)。此一重要文物早已隕失，青島史籍對此碑銘也無記載。

　　青島收回后，王芃生任膠澳商埠督辦公署政務部處長兼法規編審委員長，辦理魯案善后事宜。1923年熊炳琦接替王正廷。王芃生繼續協助熊炳琦督辦接收善后工作，自始至終參加中國收回被侵占的青島及膠濟鐵路沿線大片領土的有關事宜。

　　1924年，王芃生因力勸膠澳商埠督辦熊炳琦抵制吳佩孚提出的由膠澳籌集巨款收買廣州海軍的計劃，引起吳佩孚大怒。于是，兩人同時辭職而去。隨后，王芃生改任山東省長公署統計處處長兼山東統計講習所所長，掌管全省統計工作。次年，因參與反對軍閥張宗昌督辦山東事敗，避走日本。中國駐蘇里南大使袁南生曾撰文評價王芃生參與收回青島主權一事：“他因自始至終參與收回青島主權而功垂青史。”

　　成功預測“九·一八”事變

　　1926年，北伐戰爭開始，遠在日本的王芃生回到國內，參與到革命運動之中。在此期間，他投身時任湖南省主席何鍵帳下，擔任參謀長。當時，王芃生曾代表何鍵與蔣介石有少數幾次在應酬場所作禮貌性接觸，彼此均無深刻印象，泛泛之交而已。

　　最先看上王芃生的是張學良。《“日本通”王芃生的感情世界》一文介紹，王芃生的日本朋友很多，再加上他面相憨厚老實，所以他的日本朋友很多時候說話也不回避。同時王芃生也會裝瘋賣傻，混在日本人群中，談詩談文，因此也得以聽到不少日本人酒后茶余的“狂言”。王芃生經多方揣測、整理思維后，得知1931年9月日本將有軍事侵略，憂心如焚。于是他急忙趕往北平，告訴張學良左右的人。但令人無可奈何的是，他們以為日本即使發動進攻也不過小規模的挑釁，于是就對這一情報置之不理。王芃生著急生病，住進了德國醫院。果然在他住院時，日本軍隊在9月18日夜晚進攻沈陽北大營、長春南大營。

　　王芃生準確預測了日本將發動“九一八事變”，卻并未受到張學良周圍人的重視。張學良當時很想有一番作為，但是大家怕他生氣就不敢把王芃生的建議呈報。“九·一八”事變爆發后，張學良急得生病。在他生病期間，有人將王芃生一事以密報告訴了他。他病好后去德國醫院看望王芃生，請他病好后幫忙研究東北外交問題。后來，王芃生創辦了《外交日報》，本人親任主編。

　　此后不久，王芃生又遠赴日內瓦襄贊國聯中國代表團工作，提供揭露日本侵華罪惡之日文證件。據王芃生好友游彌堅介紹，“王芃生將他苦心搜集的幾十大箱日文書籍，全部運到日內瓦。幾十大箱書，某一問題在哪一本書的第幾頁第幾段，他都記得清清楚楚，絲毫不差。……為了準備我國在國際聯盟控告日本侵華的資料，卻日夜躲在一家旅館的一間小房間里，不停地看和寫。由于工作太過度了，這位其實只有30多歲，突然雙目視力模糊，難以閱讀。然而為了苦難的國家，眼力不濟，并不能阻止他的工作。”國聯事件結束后，王芃生即前往倫敦考察歐洲外交及風土人情，此后又赴駐土耳其大使館工作。特約撰稿 田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