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根據中央巡視工作領導小組的部署，今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中央第一巡視組向廣西壯族自治區反饋巡視情況。組長項宗西表示，在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方面，廣西有的領導干部在
職務變動時突擊提拔調整干部。記者梳理2013年兩輪巡視工作發現，選人用人問題幾乎成為各個被巡視地區(單位)被點名的“標配”。從中央巡視組各地的反饋意見來看，違規突擊提拔調整干部現象并不鮮見。
“高壓線”屢被觸碰 最近兩年，有些領導干部在職務變動時突擊提拔調整干部，由于涉及人員甚眾，又往往看不到過硬的提拔依據，曾一度引發社會高度關注。
比較典型的是，今年2月，一條消息占據了各大網站頭條：中央紀委通報：武漢市委宣傳部原部長離任前違規突擊提拔19名干部。案發后，3名負有相關責任的領導干部受到黨內嚴重警告處分，涉及到的19名干部都被降為原職，工資降為原級。
再比如，今年6月，江西省委常委、秘書長趙智勇涉嫌違紀被免職后，就被媒體曝出，他2006年離開九江前1個月，曾突擊提拔了一批女干部，有的學校老師直接被提拔為區團委副書記，不少屬于破格提拔，但后來接任的領導在接到群眾反映后，又把提拔的一部分女干部打回原單位。
此外，
山西省長治縣原
縣委書記王虎林在離任前批發430頂官帽，河北省青龍縣原縣委書記高東輝在得知調任消息后突擊提拔調整283名干部，湖南省株洲縣原縣委書記龍國華高升時頂風突擊提拔100多名官員……
“一把手”權力過于集中 在一個部門、一個地方能臨時動議、突擊提拔調整干部的人，決非等閑之輩，只有主要領導干部才有此大能量。那么，這些主要領導干部明知違法，卻為何執意為之呢？
從以往披露的案例來看，每次“突擊提拔調整干部”都與腐敗脫不了干系。比如，有些領導干部在職務變動時突擊提拔調整干部的原因，既有可能是離職前想拉攏下屬，或想借提拔再撈一把；有些可能是組織談話前，該領導干部已對下屬做了某種不合法的承諾，只好冒險提拔；有個別領導干部無法“軟著陸”，就會心存僥幸地動用手中將要作廢的權力提拔親信，以扶植代理人來鞏固自己的權力網絡，使權力能夠“期權化”，等等。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黨政干部的選拔任用，有一整套組織程序和管理監督手段，比如組織考察、民主推薦、領導談話、公開競聘、集體討論等。但突擊提拔調整干部現象屢見不鮮，最深層次的原因，還在于有些地方黨政機關一把手權力過于集中，權力失去有效的監督制約。
從加強權力約束入手 多位受訪專家認為，嚴肅用人紀律，清除違規突擊提拔調整干部的腐敗現象，須從加強權力約束入手，從改善民主監督入手，從杜絕暗箱操作入手。
“對于突擊提拔調整干部的案件，應實行‘四不放過’。”北京大學廉政建設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教授建議，不確定“突擊提拔”的性質不放過，不查清“突擊提拔”中的貓膩不放過，不處理“突擊提拔”的責任人不放過，不總結經驗教訓制定整改措施不放過。
“制約地方一把手用人權，主要是規范一把手用人權的行使范圍、方式和方法，壓縮自由裁量的空間。只有如此，才能不會使組織干部部門和領導班子集體研究淪為擺設。”國家行政學院胡仙芝研究員認為。
本欄文據《瞭望》
延伸
“突擊提拔”中央早已明令禁止 對“
突擊提拔干部”，中央早有明令禁止。在2002年中央發布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第六十三條就明確規定，“不準臨時動議決定干部任免”；“不準在機構變動和主要領導成員工作調動時，突擊提拔調整干部，或者干部在調離后，干預原任職單位的干部選拔任用。”
今年1月14日，中央印發新修訂的《黨政領導干部選拔任用工作條例》第六十一條也明確規定，“不準在工作調動、機構變動時，突擊提拔、調整干部。”
中央組織部今年1月25日印發的《關于加強干部選拔任用工作監督的意見》還指出，凡出現“帶病提拔”、突擊提拔、違規破格提拔等問題，都要對選拔任用過程進行倒查，存在隱情不報、違反程序等失職瀆職行為的，不僅查處當事人，而且追究責任人，一查到底、問責到人。
由此可見，長期以來，中央一直把領導干部在職務變動時“突擊提拔調整干部”視為不準碰觸的“高壓線”，并對此三令五申。但遺憾的是，仍有些地方領導干部置黨紀政令于不顧，大著膽子，一意孤行。
專家：處罰太輕缺乏有效威懾力 在現實中，突擊提拔干部行為被上級發現的概率極低。即便是事情敗露，往往是被“高高舉起，輕輕放下”，而受到的最嚴厲處罰也多為“黨內嚴重警告處分”等等，更不要說受到法律制裁，這樣的處罰缺乏有效的威懾力。
在胡仙芝看來，目前對突擊提拔調整干部現象還基本沒有形成有效的問責制度，主要原因在于，人事決策權基本歸屬于黨委領導班子，所以有時雖然一把手強行決定，其他委員一般無力抗衡。
從以往案例來看，對被提拔者也往往是“降為原職，工資降為原級”，并沒對被提拔者與違規者之間是否有權錢交易等違法行為展開調查，這種“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做法，給外界留下了巨大的猜想空間。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