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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唐太宗時期,要求各地建立孔廟(文廟),由此孔廟開始大范圍興建。而就在青島的即墨、膠州、平度三地,都曾建有文廟。這三座文廟規模都不小,而且流傳下不少的故事。可惜的是,因為各種原因,三座文廟現在都已經被毀,所幸,關于這三處文廟,后人都留下不少回憶性的材料,從中可以略窺青島當年文廟的雄偉和祭孔大典的威嚴。
膠州文廟:解放后曾當會議室 關于膠州文廟記述最為詳盡的材料當屬仲兆峰、孫忠先所撰《膠州文廟》,此文廟始建于金皇統九年(1149年),址在“西城土城口”(西城指膠西縣城,土城口于今勝利橋西北處)。1161年至1200年重修,以后圮廢。元初借岳廟(址在今小教場街北處)為文廟。元朝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膠州州同知林鶚始修復“至圣孔子廟”。
關于這座文廟的格局,文中有較詳細的描述,其設施有大成殿(正殿)、東西兩廡、御碑亭、大成門(戟門)、名宦祠、鄉賢祠、泮池(月河)、欞星門、大門、魁文閣(文昌閣)、崇圣祠(啟圣祠)、忠孝弟祠、明倫堂和敬一亭。另有古樹若干棵,學田16頃70畝9分。這其中,大成殿作為主殿,最為氣勢恢宏,“陽面由綠瓦砌成“萬世師表”四個大字,黃底綠字,格外顯眼。檐下設平臺,門前有臺階。在大成殿前院有東西兩院,正殿之前為大成門,大成門前為泮池,老百姓稱為“月河”,為半圓形的池子。月河之前就是第一道大門欞星門了。
據膠州市文史專家宋和修先生回憶,“膠州文廟最近的一次修葺是民國16年,也就是1927年,由當時的膠州士紳高振洙倡議大修文廟,共用款系錢六萬一千緡有奇。”因為當時的膠州已經升為萊膠道,“文廟初建的時候是縣級規格,直到民國那次大修,膠州文廟的規格才躍升為州府級別。”
這座文廟主要毀壞在國共內戰時期,當時偽頑部隊在文廟院內拆房砍樹,建碉堡、修工事。1956年以后,大成殿修復一新,成為膠縣人民委員會第一會議室。1970年4月下旬,為規劃擴建縣委,大成殿被拆除掉。如今文廟已經成為了膠州市機關幼兒園,也算是以另一種形式教育后人,影響著一代又一代膠州人。
即墨文廟:引發聯名上書 和膠州的文廟相比,即墨文廟的規模略遜一籌,但是它產生的影響卻要大得多,因為圣像被毀,即墨當地的士子曾聯名上書皇帝,轟動一時。
即墨文廟,始建于元代,當時廟宇規模很小。到明朝嘉靖年間,即墨城倡導尊孔的各界名流,集資重修文廟,重修后,占地面積約三畝。在廟前臨街處,立一高六米、寬四米的石雕牌坊,牌坊橫匾上“圣門”兩個大字,為即墨人藍田書寫。
《即墨縣志》副主編孫鵬在《轟動京師的德兵毀
即墨文廟圣像案》一文中寫道,1898年1月上旬,侵占青島的德國軍隊派兵百余人侵占了即墨縣城,駐扎在文廟及西關質庫(當鋪),并分兵把守城門,破壞城中文物,搶劫財物。正月初一,德國軍人闖入即墨文廟,將孔圣像四體破壞,并將先賢仲子雙目挖去。這件事事關重大,但當時的即墨知縣不知出于何種原因,竟然隱匿不報,終于引發后來的聯名上書。
這年春,適逢戊戌科會試,各地舉人云集北京。4月22日,即墨舉人黃象轂串聯103名山東舉人,聯名上書都察院,告發德兵毀壞即墨文廟圣像一事。同時,赴京會試的孔孟后裔孔廣寒、孟昭武等17人亦聯名簽署《為殘毀圣像,任意作踐,公懇據情代奏折》上陳都察院。都察院連接兩份言詞激昂的上書后,認為事關重大,當即由堂官左都御史裕德領銜,全臺署名,將兩份上書一并呈遞給光緒皇帝。一時間,京師輿論嘩然。
當時正處于戊戌變法前夕,以康有為、梁啟超等人為代表的維新派正尋找時機,策動參加會試的萬余名舉人聯合行動,以造成聲勢,向頑固派施加壓力。因此,當康、梁等人得悉侵占膠州灣的德國士兵騷擾即墨縣文廟事件引起憤慨后,馬上借機發難。康、梁等人發表了一封言辭激切的公開信,鼓動各省舉人聯合行動,維護孔教尊嚴,以挽救中國之危亡,史稱第二次公車上書。5月3日,以康有為的弟子林旭為首的369名福建舉人首先響應,他們聯名向清廷遞交了《為圣像被毀,圣教可憂,請飭總理衙門責問德人公呈》。自此之后,士子上書不斷,到最后,由康有為的得意門生麥孟華、梁啟超等人領銜,831名廣東舉人聯名簽署的上書,使這次公車上書達到了高峰。他們把即墨文廟圣像被毀事件的嚴重性,提到了保衛孔教,維系人心,立本強國的高度,嚴正指出:“割膠澳不過失一方之土地,毀圣像則失天下之人心,失天下之圣教,事之重大,未有過此……責令查辦毀壞圣像之人,勒令賠償,庶可絕禍萌而保大教,存國體而系人心。”
由于康、梁等維新派人物的推動,即墨文廟圣像被毀案引起了不少京師官員的關注,他們也一起上書言事,一時間成了轟動京城的重大事件。前后在上書中簽名的各省舉人及京師官員達2000余人次,其影響迅速擴大到全國。以此一事件為契機的多次上書,為維新變法起了推波助瀾的積極作用。清政府在輿論的壓力下,不得不向德國交涉,著駐膠澳之德軍首領向我方賠禮道歉。即墨知縣朱衣繡也因對此事匿而不報被革職。即墨文廟圣像被毀案實為不了了之。后在軍閥混戰中,城內文廟被炮擊燒毀。
祭孔大典:地方官員行跪拜禮 關于祭孔大典的敘述,有這樣三份材料,分別是仲兆峰、孫忠先所撰《膠州文廟》,王樸成所著《祭孔大典》以及載于《平度史話》中的《文廟》一文。
按照這些材料的記述,參加祭孔大典的人員主要是地方官員和儒生,并非任何人都可以參加,祭祀的程序也有嚴格的規定。關于祭孔前的人員安排,《祭孔大典》中有所記載,“祭孔大典在縣太爺的親自執掌下,由呈發房(秘書處)、禮房(教育)、糧房(財政)三個職能部門共同組成祭典籌備組。呈發房負責祭文起草,陪祭人選聘,祭事監察等;禮房負責‘嗚贊’、‘禮生’的選配,禮樂隊伍的選調,祭典儀式的其他事宜等;糧房負責各種祭品及用具的選購,牲畜屠宰,雇傭人員的勞資支付等一切費用開支。三個部分分工明確,件件落實,各司其職,分頭執事。”
祭孔的時間每個時期有所不同,清代以前在每年春二月和秋八月的上丁日卯時舉行,叫“丁祭”,也叫“二八大祭”。民國十八年(1929年)改孔子誕生辰八月二十七日為紀念日。抗日戰爭時期文廟祭孔,恢復以往每年的“二八”大祭。
據王樸成記載,當天凌晨2時左右,孔廟大成殿東北角另外一處小院落內,屠夫們開始屠宰牛、羊、豬準備祭品。“文廟院內是圣潔之地,決不準在院內屠牛宰羊的,這是祭孔嚴格的規矩”,叫“四必”,即“必豐”、“必潔”、“必誠”、“必敬”。如有臟亂,即視為不敬。被宰的牛名目“太宰”,屠宰時也有一定程式:事先要給牛喂食,飲水。牛吃飽喝足之后,丑時一到便將牛牽至小院中央,頭北尾南站定,把一只用紅綢子簇成的大花掛在牛頭上,并用紅布遮住牛眼,繩索套牢牛腿……整豬、整羊抬至殿內供桌上,一切就緒已接近卯時了。
祭祀時的程序,不同時期也不一樣。晚清民初,這項儀式由縣太爺負責,整個儀式中兩個人物尤為重要,一是“鳴贊”,二是“禮生”,老百姓統稱為“贊禮生”。“鳴贊”是典禮的總指揮,相當于現在大會的主持人。“鳴贊”的選配要求條件很高,必須是口齒清楚、嗓音洪亮,在地方知名度較高。“鳴贊”站在大成殿前平臺上,像吟詩一樣拖著長長的尾音發出各項口令,如:“執事者到位,各行其事……主祭人就位……”等等,其口令喊出必須讓場內每個角落的人都聽得到。“禮生”站在主祭和陪祭人身旁,負責按照“鳴贊”發出的口令引導主、陪祭人進行各項祭拜活動。“鳴贊”一人,“禮生多人”。“鳴贊”在典禮上的權力是至高的,只要發出口令,任何人都要服從,“禮生”引導到哪里,都必須自覺地跟隨到哪里,如有不從,即是對孔子的不誠不敬。
到了民國后期,風氣開化,典禮增加了很多新內容。仲兆峰、孫忠先曾親眼目睹抗日戰爭末期的祭孔大典。據他們回憶:“祭祀日,學校一律放假一天。天剛亮,參加祭祀的人們來到文廟大院集合。紀念活動由縣知事主持,司儀由縣署文武官員充任。當地方官員就位之后,古樂鏗鏘奏起,學生歌詠隊按儀程依次唱《大哉孔子》贊歌,地方官率其部下及教職員、學生行拜跪禮。禮畢之后,依次演講,然后,逐一向孔子遺像、四配像、十二哲像及東西廡、崇圣祠行跪拜禮。”
在清朝之前,祭孔都行跪拜禮,后來,一切跪拜禮一度統改為鞠躬禮,以三鞠躬為隆重。但是到了民國三年(1914年)祭孔仍用跪拜禮,也就是說,在孔子像面前,多大的官員都是要跪拜的。
◎相關鏈接:平度文廟
平度文廟建于宋代。歷經元明清三代,重修20余次。文廟舊址在舊州城東北區。大門南向,稱“欞星門”。進門有半圓形水池,稱“泮池”。池北有一門,稱“戟門”。門內古柏數株。院內有大成殿、崇圣祠等建筑。
平度文廟大殿是昔日平度城三大宮殿式建筑之一,從建筑學和文物學角度上看,都很有價值。“文革”期間,連同文廟其他殘存建筑和院內碑刻被毀壞殆盡。
(來源:半島網-城市信報) [編輯: 李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