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寶琦和家人在法國

　　歷史上的很多政治人物都是這樣，沒有絕對的“好”與“壞”，他的某一項決定可能和大勢違背，但絕不能將他的功績一概抹殺，孫寶琦就在此類。盡管他始終心系清廷 ，清亡后又沒什么獨特的政治建樹 ，但他也做了不少實事，特別是在青島問題上。孫寶琦從擔任山東巡撫起，20年里和青島關系不斷。從保護青島的路礦，到從日本人手中接收青島，孫寶琦多有貢獻。特別值得一提的是，孫寶琦為官清廉，他多次來青島，事務繁雜，但都是經過，不置私宅，即使后世為官者，在這點上，也是值得向他學習的。

　　任巡撫期間保護青島人權益

　　1909年7月，孫寶琦出任山東巡撫，當時青島已經成為德國的租借地。按照《膠澳租借條約》，德國有權在山東修鐵路，開礦山。德國修膠濟鐵路出資很多，早期受益很少，出現虧損，并設“ 路礦公司”，是股份制公司。孫寶琦之前曾經出任駐法國、西班牙和德國的公使，因此熟悉西方的經濟，為保護國家的權益，他經過多次談判，于1910年11月花白銀34萬兩贖買回德商瑞記洋行所辦煤礦五處，成為路礦公司的股東。

　　1910年5月，為了進一步談判德國在山東的開發事宜，孫寶琦親自到青島巡視，并訪問德國當局。青島文史專家魯勇先生在《遜清遺老的青島時光》一書中詳細描述了這次旅程——“他乘坐膠濟鐵路火車到達青島，德國當局迎至威廉大帝街(太平路)上的亨利王子飯店(棧橋賓館)。舊清官吏適于中式客棧，居于歐洲多年的孫寶琦喜歡歐式旅館。這時宏偉的德國總督府已經建成，孫寶琦在這里會見了代理總督。他在蘭山路 、廣西路 、中山路等看到城市整潔，洋行林立，柏油馬路，綠樹成蔭，慨嘆說：‘德人去濟，稱青島為‘小柏林’，我尚不信，今日一看，確有幾分柏林模樣。’自此，有些中文報章稱青島為‘小柏林’。”

　　孫寶琦此行視察了中國人在青島開辦的貿易商行、商店、貨棧，有的已成規模，但中國人在自己的土地上地位很低。孫寶琦為了保障青島人的權益，特意提出在膠澳仿照西方開設議會，又就德國在山東的路礦問題同德方談判。德國當局允許成立了中國商會，并且決定齊燕會館、三江會館、廣東會館各派兩人作為“參議”，為德當局決策“咨詢”，有如西方之“上院”。據說青島的中國人對于孫寶琦的青島之行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他不懼德國人，懂洋務，能給中國人說話。

　　孫世仁先生也回憶這段史實，稱祖父孫寶琦“很快從德國人手里收回了膠濟、蚌浦、膠沂鐵路沿線三十多里的礦權，大快民心。老百姓甚至在濟南府給他立了一尊銅像，以感激‘孫青天’。”

　　曾想借三國同盟收回青島

　　1913年，孫寶琦出任熊希齡內閣的外交總長一職，第二年，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收回青島的主權再次成了他的一樁心事。

　　原來，早在孫寶琦出任駐德公使期間，就曾謀劃過收回青島。這段不為世人所知的往事被孫世仁先生披露，當時歐洲正在熱火朝天地上演“結盟大戲”。為了對付英日聯盟。德皇威廉二世選中了美國，他與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進行了接洽，羅斯福也察覺到新崛起的日本是美國潛在的威脅，主張擴大聯盟，吸收中國加入，形成中德美三國同盟。孫寶琦在此期間曾和德皇威廉二世秘密會見，認為可借中德美三國聯盟之際，向德國人要求收復青島主權。可惜當時慈禧太后昧于國際事務，強要英國也加入進來，德皇自然不會答應，計劃因此作罷。

　　一戰爆發，孫寶琦想要借機收回青島，不曾想日本插手進來。191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對德作戰，但不去歐洲戰場，而是要求德軍將青島交給日本“ 以便將來交還中國”，德國人說得更有意思，“德國可以考慮將青島交還中國，但日本也應將占領的中國臺灣交還中國。”

　　夾在德日兩強中的孫寶琦頓感焦頭爛額，只得嚴守中立。8月23日，日本正式宣布攻打青島，孫寶琦照會德國代辦，不得在中國土地作戰。德國要“交還”青島，袁世凱又怕破壞中立，不敢接收。日本也警告中國，一旦中國從德國手中接收青島，則日本將視中國為敵國。

　　就這樣，日本輕松地從德國人手中奪取了青島，甚至占據了膠濟鐵路全線 。據說在議會上，有議員就此事質詢孫寶琦，他只能支支吾吾，無法回答，倒是袁世凱回答干脆：“日本素敦睦誼，諒不致有意外之舉，各將軍務須鎮靜以待，不得稍涉驚擾，致礙外交前途。”

　　日本人占領青島之后，根本就沒有歸還的意思，還變本加厲提出了滅亡中國的《二十一條》，孫寶琦阻礙這個條約的簽署，最終失去了外交總長的位子。

　　所幸的是，孫寶琦始終關心的青島主權問題最終有了結果。1922年，孫寶琦任華府會議善后委員會副委員長，在華盛頓參加中日談判，負責從日本手中接收青島和膠濟鐵路的事宜，也算是出了一口惡氣。

　　去世時抽屜里僅剩兩個銅板

　　因為和曹錕的過節，1927年7月，孫寶琦辭去國務總理一職，漸漸淡出政局。他因為為官清廉，不蓄私產，加上家族人丁興旺，晚年過著清貧的生活。孫寶琦有一妻四妾，育有24個兒女(8男16女)，值得一提的是他的七女孫用藩嫁給了張廷重(張佩綸之子，李鴻章外孫)，是張愛玲的繼母，因此，張愛玲管孫寶琦叫做外公 。張愛玲曾回憶外公，分析為什么官這么大還很窮，認為也許是家里的姨太太太多。

　　其實孫寶琦晚年清貧跟他的清廉有很大關系，他曾在稅務處督辦任職，本身就是一個肥水衙門，每月都會有一筆交際費(就是現在的公關費)，孫世仁先生回憶，這筆錢孫寶琦一直沒有支取，去任時“他將此筆款項一并取出后，在北京西堂子胡同里造了六幢小洋房。你可別以為他是在給自己做房產投資。房子造好后，祖父悉數轉交給了稅務局，說是‘留作紀念’。”

　　更滑稽的是，等他辦完此事開始考慮自己南下一事時，才發現居然連自家在北京的房租都付不出了。虧得那房東是建造北海公園的工程師，因仰慕孫寶琦的為人，就說“算了，算了”。孫寶琦終究臉皮薄 ，就吩咐人把從法國帶回來給女兒的兩架鋼琴抬了過去，算是稍作抵扣。還一味說，等將來能夠周轉了，必來結清房款。然后，他從朋友那里七拼八湊了五萬元作為南下的盤纏。

　　1931年2月3日，孫寶琦腸胃病發作，在上海去世，終年六十四歲。孫世仁先生稱，這樣一個曾位居民國總理之高位的老人，去世的時候，抽屜里卻僅有兩枚銅板。“ 他給子孫的遺言只有八個字——不開新鋪，回歸祖寶。意思就是不要大操大辦后事，簡葬即可。后來是他的學生為他募捐，圈地造的墓。”

　　孫寶琦去世的消息傳出后，社會各界送來了諸多挽聯，大多都贊美了他廉潔清正的品格。其中，時任民國總統的徐世昌送的挽聯是“門多歇浦三千客，家少成都八百桑”，橫批是“舊雨晨辰”。這幅對聯上聯用的是戰國春申君黃歇的典故，贊揚孫寶琦好客；下聯用的是三國蜀相諸葛亮的典故，贊揚孫寶琦清廉，說得倒也恰如其分。

　　據孫世仁回憶，孫寶琦在杭州祖墳落葬的時候，棺材里一起下葬的只有一頂帽子、一個珠片和一枚印章，以至于后來這一帶盜墓猖獗之時，孫家祖墳得以平安無事。值得一提的是，“有一年日軍進犯杭州城，特地下令要把祖父的墓給炸了，原因是當年簽署《二十一條》時，祖父從中作梗，所以要炸他的墓出口惡氣。”

　　世人以孫寶琦當年不贊同革命，死保大清就目為“愚忠”，視為“反動”，殊不知，越是有忠義之心的人反而越能砥礪品格，看他后來的所作所為，誰能說他是個庸俗的政客？倒是有些人，單以政見去劃分歷史人物的高下，失之粗淺，愧對前人。

　　特約撰稿 田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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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半島網-城市信報） [編輯: 李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