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寶琦長著一雙圓眼,留著長須,從外型上來看,不像政客,倒像一位學究。在清末民初的歷史上,恐怕他要算是最“無用”的國務總理,但不可否認的是,他確實對近代中國產生了重大影響。和同時代的人一樣,他既心系維新改良,又擺脫不了那份對晚清的忠心。一件足以說明他矛盾心理的事情是,當年隆裕太后“奉安”,孫寶琦以民國外交總長的身份前去致祭,被遺老梁鼎芬指著鼻子在靈棚破口大罵,說他數典忘祖,“是個什么東西!”按理說孫寶琦完全可以回擊,但他居然面無人色地低頭道:“不錯,不錯,我不是東西!”孫寶琦的反應與其說是膽怯不如說是愧疚,清朝已亡,他依然覺得自己對不住朝廷,這樣愚忠的人在官場上注定是不吃香的。
慈禧西逃他“光著身子”推車 孫寶琦(1867~1931),字幕韓,浙江杭州人。他的祖父孫人風是杭州城里知名的教書先生。他的父親孫詒經,是光緒皇帝的老師之一,幾十年京官生涯,有清廉剛正之譽。孫詒經有兩個兒子,八個女兒,大兒即是孫寶琦。
孫寶琦得父蔭步入政壇,十九歲就當上了直隸道臺,督辦銅元局。時海禁初開,他不僅積極學習各國語言文字,還先后創辦了北洋育才館和開平武備學校,吳佩孚、蕭安國和陶云鵬等人都是他的學生,這也為他之后在政壇縱橫捭闔留下了資本。
孫寶琦真正受到賞識,源于“西狩”途中的表現。當時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慈禧太后挾光緒帝逃往西安,美其名曰“西狩”,逃難途中,孫寶琦作為少數幾個跟隨者之一,始終陪伴左右,給慈禧太后留下深刻印象。據孫寶琦的孫子孫世仁先生回憶:“當時護送慈禧他們的‘西狩’之路可謂困難重重。因為小路難走,就只能靠一輛小馬車載人。這馬車小到什么程度?僅能容慈禧一人!所以,連光緒皇帝也只好徒步跟在馬車后面跑。碰到下雨天道路泥濘的時候,馬車陷在泥里根本就拉不動,是祖父孫寶琦脫掉官服,‘光著身子’在后面推車、扛行李。”孫寶琦不僅忠心耿耿,而且記憶力好,精通西文,當時李鴻章和八國聯軍首領瓦德西談判,兩地函電頻繁,據說孫寶琦無需翻密碼本,隨手可譯。
保住一命的慈禧對孫寶琦大為賞識,將孫家二小姐孫用智許配給了慶親王奕劻的五公子載倫做福晉。這在當時,算是無上的榮光了,可孫寶琦嚇得要死,說:“我怎敢把女兒嫁給你家公子?我辦不起嫁妝呀!”慶親王爽快地說:“別著急!別著急!到時候我派人把東西晚上送到府上,新媳婦過門時再帶過來即是。”兒女結婚時,果然按奕劻說的辦,孫寶琦掙足了面子,也結下了政治聯姻。
因為這份“死忠”,孫寶琦不久就被任命為德、奧、法等國使館隨員,正式進入外交界。1902年,升任法國公使兼西班牙公使;1907年,赴德國接替裕庚任德國公使。他本人也因此眼界大開,思想發生變化。
暗中幫孫中山免于被捕 1902年底,孫寶琦以駐法國及西班牙公使的身份漂洋過海前往巴黎。目睹了法國的政治制度,考察了先進的兵工廠和機器廠,隨后向清政府上萬言書,主張變法維新。其間,還暗中保護了后來清政府的掘墓人——孫中山。
據孫世仁先生回憶,當時恰逢孫中山倫敦蒙難后抵達巴黎,一名滿族留學生獲悉同學王發科秘密參加了孫中山創辦的興中會,便威脅對方:“我要把這事告訴政府,撤掉你的公費。”王發科十分害怕,便趕到巴黎與湖南同鄉湯薌銘商量對策。正在法國學習海軍的湯薌銘也剛剛加入興中會,聞訊大驚失色。得知孫中山的行蹤后,兩人就合謀以問學為名,將孫中山從旅館騙到一家咖啡廳,中途湯薌銘借口有事,折返旅館,偷偷割開孫中山的文件包,竊取秘密文件和興中會會員名單,迅速送到駐法公使館邀功請賞。“祖父雖然忠于清廷,但他對革命黨人卻并不排斥,對孫中山也甚是尊敬。于是,他表面上把東西收下來,敷衍了湯薌銘幾句,說他做得好,暗中又囑托李石曾將這些行李送回到孫中山先生的住所。非但如此,還送上一筆旅費,勸孫趕快轉移。”有人說,如果當時孫中山碰到的不是孫寶琦,而是別的什么清廷官員,那么,后來的中國歷史或許將要改寫了。
不光是孫中山,大教育家蔡元培也得到過孫寶琦的栽培。1906年,清廷打算派一批翰林出國留學,由于經費不夠,就從留學歐美改派到日本。當時蔡元培本想去歐美學點東西,一聽說改派日本,就不想去了,留在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的譯學館任教授,講授國文及西洋史。孫寶琦一直欣賞才子一類的人物,“聞訊后答應每月資助蔡元培三十兩銀子做學費,圓他的留學夢。同時,又說服商務印書館同蔡元培簽約,每月支付其一百元編輯費。”于是,1907年6月,蔡元培與孫寶琦同船前往德國,孫寶琦是去那里擔任駐德國公使,蔡元培則一邊學習哲學,一邊給人做家庭教師,每月可得一百馬克的報酬。后來,蔡元培學成歸國后出任北京大學校長,貢獻卓越。
最早提出“立憲”,反對山東獨立 1904年,孫寶琦上書清廷政務處,提議仿照英、德、日之體制,實行立憲政體。這份上書的意義在于,這是清朝大臣中,第一個提出君主立憲的,但結果不了了之。此后孫寶琦出任幫辦津浦鐵路大臣一職,并于1909年出任山東巡撫。在山東任上,孫寶琦面臨著一個爛攤子,本地河患頻發,農民起義不斷,大清的氣數已盡,有人說他就是一個“悲情巡撫”。就在他手忙腳亂之際,武昌起義一聲槍響,清政府土崩瓦解了。
時機似乎來了,當年孫寶琦曾上書立憲,清政府不答應,現在大清帝國行將就木,只要他效仿南方省份,宣布山東獨立,他就可搖身一變成為“山東提督”,進而依附民國實行共和,這在當時幾乎是一種潮流,可他還是保留了那份“死忠”。1911年11月13日,山東獨立大會舉行,面對各界代表近萬人,孫寶琦強硬表示:“吾為朝廷守土,土不能守,惟有死耳。即不死,亦不能率領諸君獨立。”立憲派丁世嶧等人催促孫盡快表態,免得惹起眾怒,局面不好收拾。孫寶琦仍堅持說:“我系清國官吏,清政府只要存在一日,我須盡一日之責。”同盟會會員厲聲斥責他的頑固態度,他依然不為所動:“政府一日不倒,則山東一日不得與清政府斷絕關系。”雙方一直僵持著。晚上8點,革命黨人和新軍官兵商議,不能再這樣拖延下去,決定立即采取行動。
所謂的“采取行動”實際就是武力威脅,支持革命的新軍第五鎮標統黃治坤表示,會場有200多支槍,如再不答應獨立,“現場恐怕會出人命。”孫寶琦內心糾結了很久,意識到也許真的是大勢已去,才將頭上的頂戴花翎摘下來,往桌子上一放,說:“大家既然都認為獨立對山東有利,我也就不堅持了。”
然而孫寶琦內心還是傾向清廷的,即便山東獨立了,他照舊召開例會,襲用獨立之前所用的政府關防,甚至還沿用宣統皇帝的年號。后來,袁世凱給孫寶琦又發了一封私人信件,要他取消獨立,同時策動第五鎮軍官再一次調轉槍口,反對臨時政府。于是,孫寶琦在11月24日,再次宣布山東取消獨立,這次獨立只維持了12天就宣告結束。
僅當了半年的國務總理 孫寶琦在山東的“獨立事件”讓他背上了罵名,革命黨說要掘他祖墳,因他背信棄義 ;清廷遺老也不待見他,罵他數典忘祖。實際上他還是傾向清廷的,只不過面對滾滾政治洪流,他被裹挾了,他曾自嘆“君親兩負,不可為人。”幾年之后,他還曾以民國外交總長的身份參與隆裕太后的葬禮。當時在靈棚,遺老梁鼎芬單單針對他,指著他的鼻子破口大罵,說他數典忘祖,“是個什么東西!”按理說孫寶琦完全可以回擊,但他居然面無人色地低頭道:“不錯,不錯,我不是東西!”
此后他曾在袁世凱時代就任外交總長,因反對日本的《二十一條》而受排斥,直到1924年,他迎來了政治生涯的最后一段輝煌,在曹錕時代出任國務總理。當時孫寶琦已經54歲,沒想到還能出任總理一職,他想做出一些成績,上任之時曹錕卻給他一個名單,上面寫著內閣成員的名字,言下之意是內閣他已經擬好,孫寶琦掛個總理職務就是了。
原來曹錕之所以推薦孫寶琦做總理,是認為他老成練達,容易駕馭。事與愿違,孫上臺后,一直以責任內閣自居,還不斷地提出這樣那樣的計劃,使獨裁專權的曹錕十分厭煩。不僅如此,曹錕還從左右親信那里聽到許多有關孫寶琦敵視他的消息,讓他越來越難以容忍。酈千明先生曾撰《孫寶琦:救過孫中山的民國總理》一文,內中述及曹錕和孫寶琦的矛盾:“有一段時期,社會上忽然盛傳總統已病故,但公府卻秘不發布消息。秘書長王毓芝報告說,這個謠言是從總理家傳出來的,因為孫寶琦聽信一個算命先生的話,說總統不出一個月就會暴病身亡,由總理代行總統職權。曹錕聽了,氣得暴跳如雷,連聲大罵孫寶琦‘老混蛋’。一次,孫寶琦擬任命陳漢第為印鑄局局長,但曹錕卻要用張廷諤,孫為此大發牢騷,氣憤地說總統不講道理,還不如叫他回去當稅務督辦。這些話又被傳到總統耳中,曹錕對孫寶琦更恨了。”
孫寶琦和曹錕的矛盾最終爆發在金佛朗案上,關于這段公案本文不再詳述,只因孫寶琦不愿做民族罪人,因此拒絕曹錕的簽字要求,加上他跟財務總長王克敏有過節,因此總理當得很憋屈,連月俸都領不齊。1924年6月中旬,孫寶琦與王克敏的斗爭白熱化,曹錕派人告訴孫,如果王克敏被擠掉,他也情愿下臺。這時,孫寶琦才感到事態嚴重,于7月2日遞上辭呈。次日,曹錕大筆一揮 ,簽署“同意”兩字。就這樣,只當了半年內閣總理的孫寶琦便匆匆下臺了。特約撰稿 田野
(來源:半島網-城市信報) [編輯: 李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