嶗山志

華嚴寺

    告別仕途之后的黃宗昌在即墨很有名望。他帶領(lǐng)鄉(xiāng)人在即墨打了兩場仗，保衛(wèi)了家鄉(xiāng)的安全。他一輩子也是忠于明朝的，即便在明朝滅亡之后，他也拒絕剃發(fā)，最終握發(fā)而死。晚年，黃宗昌在即墨東南群山中修建了玉蕊樓，一代大儒顧炎武曾經(jīng)留居此處。黃宗昌還撰寫了嶗山第一部志書《嶗山志》，未竟去世，由其子黃坦續(xù)完。

    打了兩場仗，保衛(wèi)即墨城

    第一仗《明史》中有記載。崇禎十五年，也就是1642年，一路清軍打到即墨，黃宗昌變賣家產(chǎn)充作軍餉，率領(lǐng)宗族子弟以及家丁，全部加入守城隊伍。雙方交戰(zhàn)中，他的次子黃基被清兵射中額頭，仍帶傷奮戰(zhàn)。即墨終于得以保全，而黃基卻傷重身亡，他死后，妻子和三個妾一齊殉情，當時人們稱之為“一門五烈”。

    關(guān)于這一仗，有人覺得奇怪，為什么當時北京還沒被打下來，清軍就打到即墨了？事實上，清軍在這一階段的戰(zhàn)斗目的并非占領(lǐng)土地，而是剽掠。在1642年，清軍攻破薊州，然后分道向南，攻入山東，甚至打到江蘇沭陽，先后攻克88座城池，魯王自殺，樂陵、陽信、東原等諸王先后死去。直到1643年四月才北歸。據(jù)說，當時山東半島只有兩座城池未被清軍攻破，一座是高密，另一座就是即墨。

    再看一下1642年全中國的軍事形勢：袁崇煥早已在12年前被崇禎凌遲處死；這一年，明軍在遼東松山遭遇大敗，塔山失守；這一年，明軍主力在朱仙鎮(zhèn)被李自成擊敗……雖然黃宗昌取得了一次小小的勝利，但整個明朝的大廈已然搖搖欲墜。《劍橋中國明代史》對清軍這一次掃蕩的后果評價是：“毋庸置疑的是，北直隸、山東和南直隸的破壞，使明朝失去了免于失敗的機會。”

    清軍的這一次掃蕩，也讓黃宗昌的仇人周延儒步入絕境。這時的周延儒不僅重新獲得啟用，而且被崇禎視為可以托付天下的重臣。1643年三月，清軍北上，朝野震動。周延儒身在其位，不得已只好請求督師。然而他實在是個庸才，剛出都門，就領(lǐng)兵駐扎在通州不敢迎戰(zhàn)，每天與幕僚飲酒作樂，而且還頻頻謊稱奏捷。崇禎帝不知內(nèi)情，還賜書褒獎。后來，周延儒探知清兵已退走，便上書稱擊退清兵凱旋。崇禎帝論功行賞，認為周延儒當加太師，可他心虛之下，哪敢接受？后來，一位名叫駱養(yǎng)性的錦衣衛(wèi)指揮，上疏揭發(fā)了周督師“退敵”的真相，給事中曹良直又劾其十大罪狀。崇禎帝惱羞成怒，最終將周延儒削職賜死，籍沒家產(chǎn)。民間有歌謠唱道：“周延儒字玉繩，先賜玉，后賜繩。繩系延儒之頸，一同狐狗之頭。”

    一代奸臣之死可謂大快人心，但在整個王朝覆滅的危機之下，黃宗昌又怎能高興得起來？1644年農(nóng)歷三月十八日，李自成攻入北京城。崇禎帝在煤山(也稱萬壽山，今景山)自縊身亡。

    第二仗至今仍在即墨當?shù)亓鱾鳌?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的消息傳遍天下。即墨人黃大夏、郭爾標等人率眾造反，即墨縣令倉皇逃走，黃宗昌與當?shù)厥考澾M行抵抗，守城40多天。后來，黃宗昌派一個名叫楊遇吉的人，率20余騎闖出城去求救兵。這時，明軍早已潰敗，楊遇吉正好遇上清兵，于是清兵趕到，解了即墨之圍。《即墨縣志》副主編孫鵬先生對城市信報記者稱，這個黃大夏其實本名黃宗賢，和黃宗昌是叔伯兄弟 ，在變亂之后，他被逐出家門，連戶籍一并開除，其后人遷到了萊陽、諸城一帶。

    另有人稱，黃宗昌為了保住黃家的聲譽，主動稱，黃大夏和郭尓標是他家的仆人，而非黃氏族人，憑借以往鐵面御史的影響力，膠東地方的縣志書籍中很少提到“黃宗賢”這三個字。而關(guān)于郭尓標，在康熙年間的一篇文章中，也曾提到“郭爾標乃只身光棍，投黃宗昌家人為宗族，所不齒亦昭彰于人耳”。

    藏身玉蕊樓，撰寫《嶗山志》

    青島大學(xué)師范學(xué)院中文系副教授周瀟，在其作品《明清青島地區(qū)文化家族述論》中稱，黃宗昌晚年仰慕漢代大儒鄭玄，于是在即墨東南群山中的鄭玄康成書院遺址南側(cè)，修建了一座玉蕊樓。在《玉蕊樓自述》中，黃宗昌寫道：“是樓為二層，古色古香，院落門庭精致，周圍景色幽邃，四山環(huán)抱，澗水前匯，茂林修竹，涉目成趣。”康熙年間，即墨人紀潤在《勞山記》中把玉蕊樓譽之為“吾邑第一山莊”。

    黃宗昌還聘請了明遺民萊陽人張允掄來此授徒，黃氏子弟皆讀書于此，人才輩出。再后來，一代大儒顧炎武在明亡之后游歷北方，也曾留居玉蕊樓，還留有《張饒州允掄山中彈琴》五言詩一首。這座玉蕊樓，除了作為授徒之外，時稱“嶗山七十二君子”的前朝遺民也經(jīng)常會聚于此，飲酒賦詩，抒發(fā)郁悶之情。由此可見，黃宗昌修建玉蕊樓也絕不僅僅是為了隱居，還因為此地偏僻，便于交往接納明亡后隱居嶗山的遺臣、文士，這里寄托的是他的一片故國心。

    據(jù)《青島市志·嶗山志》記載，玉蕊樓本是嶗山的著名古建筑 ，如今已不存 ，其原址在嶗山的鐵騎山南，離惜福鎮(zhèn)書院村1公里處。據(jù)說，玉蕊樓原來所在的村莊，系清末所立，因其地有玉蕊樓遺址，故名樓上村 。1976年因修書院水庫，村民遷新址，原村廢棄。

    黃宗昌還和其子黃坦一起，完成了第一部《嶗山志》。黃坦，字朗生，號惺庵，是黃宗昌的長子，崇禎十二年副榜，后為貢生，任浦江縣知縣。在任時，勤政廉潔，兩袖清風 ，后來因家事去任，因為宦囊如洗，多虧了士民資助才得以回到故鄉(xiāng)。

    《嶗山志》共分八卷，詳細記載了嶗山的著名景點、宮觀建置、歷代隱居嶗山的名士高僧、嶗山的風物、奇聞異事等，輯存了嶗山許多有價值的史料。而且，《嶗山志》還是黃宗昌的一部“泄憤之作”。在序里，黃宗昌自嘆：“余不敏，不見容于世，不獲馳驅(qū)王事上報天子，及于今也。”這充分說明，他對崇禎帝依舊忠心耿耿，并無怨言，反而怪自己不夠聰明，不能為世所容，耽誤了為國盡忠。而通過對長春子丘處機、名僧憨山的記述，更能看出黃宗昌當時的悲嘆和感慨。后來，顧炎武也為《嶗山志》作序。

    黃坦在題跋中更是說：“先父所寫的嶗山志，哪里只是寫山啊！他寫事、寫景、寫情，別人都能看在眼里，可誰知道他那一片傷心啊！”很顯然，黃宗昌將自己的憤懣郁積、悲嘆感慨的情態(tài)寄予文字之間，《嶗山志》的點點斑斑都是他的心血所傾。

    據(jù)《城陽史話》記載，因為清代的文字獄，黃氏父子的《嶗山志》長期只有抄本傳世，一直到民國五年，也就是1916年，才有了第一版刻印全本。1934年青島趙永厚堂鉛印重刊。

    在明朝滅亡之后，黃宗昌一直拒絕剃發(fā)。順治三年，也就是1646年，黃宗昌懷著對大明王朝的無限懷念，以及對清朝剃發(fā)令的深惡痛絕，握發(fā)而終。

    黃坦承父志，修成華嚴庵

    關(guān)于嶗山，還有很多關(guān)于黃宗昌的傳說。據(jù)說，嶗山布滿了外形各異的花崗巖巨石，堅固無比，因而本地人最早稱它為“牢山”。后來一些道家術(shù)士，在此采藥煉丹，經(jīng)常攀崖而上。因為山道坎坷，便改稱它為“勞山”。顧炎武在《嶗山志》序文中還稱，秦始皇登過嶗山，因勞民傷財而被稱“勞山”。

    島城著名文史專家魯海先生稱，有一種說法是，直到黃宗昌修《嶗山志》時，感覺勞字不雅觀，于是加了個“山”字旁，嶗山才有了今日的名字。但這種說法又有點真假難辨。比如前文提到康熙年間，還有人寫《勞山記》，而且，康熙年間蒲松齡的《聊齋志異》中，還寫作《勞山道士》。不過，假如考慮到《嶗山志》當時未能傳世的話，似乎也能講得通。一直到新中國建立之前，“勞”和“嶗”使用都比較亂。

    周瀟稱，黃氏家族還是嶗山第一古剎華嚴寺的創(chuàng)建者。黃氏家族一向篤信佛教，萬歷年間，黃氏將花園改建而成“準提庵”，黃宗昌又于那羅延窟東北創(chuàng)建“華嚴庵”，是“準提庵”的下院。黃宗昌創(chuàng)建華嚴庵的時間，據(jù)說是在崇禎十年，也就是1637年，黃宗昌還鄉(xiāng)后隱居嶗山，籌資興建華嚴庵，但庵未建成即毀于兵災(zāi)。至于因何毀于兵災(zāi)，目前未見具體史料。有一種說法是，因為嶗山中有眾多明代遺民，順治初年，清兵曾數(shù)次入嶗山圍剿，于是將黃宗昌所建之華嚴庵焚毀。后來，黃坦繼承父親的遺愿，捐資召集工匠，和準提庵慈沾和尚一起，重建華嚴庵于現(xiàn)址。1931年，華嚴庵始改稱華嚴寺。另外，黃坦著有《秋水居詩集》兩卷。

    原庵共有四進。藏經(jīng)閣中藏有清順治九年刊本的大藏經(jīng)一部，明人手抄《冊府元龜》一部和明版經(jīng)典數(shù)冊。該經(jīng)等藏品經(jīng)郭沫若鑒定，認為是國內(nèi)珍寶，囑咐一定要嚴加保護。華嚴寺最盛時共有殿宇僧寮130余間，僧侶80余人。寺前路西設(shè)有塔院一座，乃寺中歷代住持藏骨之處，塔頂兩株蒼松緊繞塔身，虬曲多姿，所以得名為“松抱塔”。傳說農(nóng)民抗清英雄于七遺骨埋藏于此。寺前澗底西側(cè)有一塊巨石，石上有一圓洞，深不可測，用手拍打能發(fā)出魚鼓一樣的響聲，所以叫“魚鼓礦”。

    華嚴寺在“文革”期間被毀。1984年，青島市文物局投資維修，恢復(fù)其原貌，并派市級文管所進駐管理。一年四季，游客不斷。1982年，青島市人民政府公布其為市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在黃氏家廟準提庵中，曾藏有一部《妙法蓮華經(jīng)》，也就是平時所說的“法華經(jīng)”，這部經(jīng)書在1951年收入文物管理部門。《妙法蓮華經(jīng)》是一部手寫佛經(jīng)，共七卷，卷軸裝，六萬余字，是國家一級文物，被譽為“國寶”和“稀世珍品”。這部經(jīng)卷是北宋慶歷四年(1044年)四川果州西充縣抱戴里何子芝一家，為供養(yǎng)其亡母楊氏而修造的，幾經(jīng)輾轉(zhuǎn)，流傳至即墨，現(xiàn)為即墨市博物館鎮(zhèn)館之寶。

    城市信報記者 王學(xué)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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