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島九中的禮賢樓
衛禮賢在青島居住了21年,除了建學校、辦醫院之外,衛禮賢對中國古典文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他聘請的中國教員當中有不少是熟讀儒家經籍的舊文人,其中不乏飽學之士。正是在辦學過程中,受到這些舊文人的影響,加上遜清遺老來青島避難,衛禮賢也趁機與他們交往,在這些學者的幫助下,他將中國傳統文化典籍翻譯成德文,讓西方對中國文化產生更加深刻的認識。他翻譯的《易經》被西方稱為“無與倫比的版本”,回國之后,衛禮賢依然有著濃厚的東方情結,被稱為“
德國的孔夫子”。
遜清遺老常找他借酒消愁 在衛禮賢的《中國心靈》一書中,專門有一章講述了他在青島結識的朋友,命名為《青島的故人們》,北洋大臣陳夔龍、恭親王溥偉、兩江總督周馥、學部副大臣劉廷琛、法部侍郎王垿、財政大臣周學熙,“活力四射”的辜鴻銘、“持?;视^點”的康有為等人。
清帝遜位后,前直隸總督兼北洋大臣陳夔龍來到了青島。陳夔龍在清廷任官期間,態度守舊,堅守“祖宗成法 ”,但是隨著清王朝的統治土崩瓦解,陳夔龍的官也做到頭了。1912年2月3日,他以病為由,住進了青島德國租界內。
在德國租借區之內,衛禮賢也與陳夔龍打過不少交道,這些前清要員變成四處避難的普通人,自然變得十分落魄和消沉,他們平時就借酒消愁,借醉泄憤,以酒精麻痹自己的神經。善于文辭的陳夔龍總是有笑話可講,酒量大,又能忽悠,稱得上是這個小圈子的酒場領袖。衛禮賢說,只要有陳夔龍參加,聚會結束時,肯定會有幾個醉得一塌糊涂、被他譏罵的犧牲品。1915年陳夔龍離開青島去了上海。
前清恭親王溥偉避居青島時和衛禮賢交往甚多。衛禮賢評價溥偉:“他是一個自傲清高、天真率直的人,喜歡命令別人,顯得難以接近,但他清正廉潔。他曾把家中的財寶全部賣掉,希望有朝一日恢復過去的朝廷……他始終拖著他那條精心梳理的大辮子以顯示身份?!?
衛禮賢與辜鴻銘第一次見面是1913年,時年56歲的辜鴻銘來看在青島讀書的兒子。衛禮賢對被德國人贊為“中國歌德”的這位文化名人早已耳熟。第一次在青島相見,衛禮賢與大他16歲的辜鴻銘成為朋友。之后,辜鴻銘經常來青島或短或長停留,衛禮賢形容他“總是像流星一樣突然出現 ”,“他的活力和剛健的耐久力絲毫不比任何歐洲人差”。兩人在一起不僅僅探討學問,辜鴻銘固守己見且“充滿各種怪念頭”,他“詛咒和詬罵新紀元、革命,以及他認為該為這些事情負責的外國人”。這時他辭去公職到處講學。與溥偉一樣,他也不剪掉腦后稀疏灰白的辮子。
他在書院中建了藏書樓 清帝退位之后,很多前清貴族害怕革命黨人報復,都不敢留在紫禁城,于是就紛紛外逃,其中有120余名前清貴族、高官大吏來青島客居,其中不少是兩榜出身、出自翰林苑的有學之士。衛禮賢在青島期間,和晚清名儒康有為、勞乃宣(清末京師大學堂總監)、趙爾巽(清史館館長)等人關系都很好。特別是勞乃宣,衛禮賢把他當做是自己的老師,跟著他學習儒家經典《論語》、《易經》等。
到了1912年,康有為、陳煥章等在上海發起成立孔教會,力倡以孔教為國教,衛禮賢聞訊之后,也是出于對儒教的尊重,親自前往上海參加孔教會活動。從上?;氐角鄭u之后,就開始籌劃在青島成立尊孔文社,并聘請勞乃宣主持社務。1914年又在禮賢書院里面建了一座藏書樓,也是中國最早的現代圖書館之一。
說起建造這座藏書樓的初衷,青島學者王世偉先生透露了一些不為人知的細節,因為衛禮賢看到當時革命黨人會把對封建制度的仇恨發泄到這些經史子集身上,擔心革命黨人會像當年秦始皇那樣對這些古典書籍進行大規模的毀滅,于是就建了這座藏書樓,如果內地的書籍被毀滅殆盡之后,藏書樓里的書還可以一直保存下去。
“藏書樓”匾額為當時在青島當寓公的恭親王愛新覺羅·溥偉所題。勞乃宣則著《青島尊孔文社藏書樓記》對衛禮賢的藏書行為進行了稱贊:“德國衛禮賢以西人而讀吾圣人之書,明吾圣人之道者也。時居青島聞而憂之,與中國寓島諸同人結尊孔文社以求圣人之道,議建藏書樓以藏經籍……”藏書樓廣收經史子集,亦收藏現代中外文書籍。該書樓除對尊孔文社成員開放外,也對禮賢書院教師及社會上層人士開放。藏書最多時曾經達到3萬余冊。但是令人遺憾的是,在1920年衛禮賢回國的時候,把藏書樓的藏書全都帶回了德國。
嘔心瀝血翻譯《易經》 衛禮賢最大的貢獻除了興辦了禮賢書院之外,還在于他對中國典籍的德語譯文。他翻譯了大量的儒家、道家等中國文化最根本的經典,使中國傳統思想和文化進入了德國思想界主流之中,甚至影響到黑塞、榮格這樣的大作家和思想家。衛禮賢德譯《易經》,直接引發西方人看《易經》熱潮。紀錄片《滄海桑田——衛禮賢與〈易經〉》敘述說,“1970年代,《易經》這部經典作品鼓舞了很多(歐洲)人,人們從中尋求行為指導,他們不想被動地聽天由命。”但是也存在這樣的一個問題,很多古代典籍當中用的都是文言文,文化底子不夠的中國人都很難看懂,更何況一個外國人呢?
說起衛禮賢翻譯的《易經》為何影響如此廣泛,得益于當時他在青島時結識了清末京師大學堂總監勞乃宣。1914年,衛禮賢在禮賢書院東花園內建立起“尊孔文社”,聘請勞乃宣主持社務。除了尊孔文社的日常事務之外,中華文化傳統典籍也成為了兩人的另一個交集。
王世偉先生透露了一些當時衛禮賢翻譯《易經》的細節:“當時翻譯《易經》,都是勞乃宣先把那些文言文翻譯成十分通俗的現代漢語,并且加上自己的注解,通過這位大儒的注解,他把《易經》翻譯成德語之后 ,還要把德語版的《易經》翻譯成漢語,再拿給勞乃宣看,然后勞乃宣給他進行潤色,這樣通過文字上的反復推敲之后,衛禮賢把《易經》這本書命名為《變之書》。他翻譯《易經》的時候可以說是對中華文化的理解到了一個頂峰了。一個外國人,能把這么深奧的書翻譯出來是很了不起的。”
在眾多學者尤其是勞乃宣的幫助下,衛禮賢將大批中國典籍,如《論語》、《周易》等幾十部譯為德文,有的甚至又轉譯為英文出版,把中國文化傳播至世界,成為世界上著名的漢學家,又用德文寫了《孔子與孔教》、《嶗山》等十幾部介紹中國文化的著作。儒家、道家以及佛家的著作均有涉及 ,此外他還翻譯過像《 三國演義》這樣的通俗小說,這種翻譯的功績是難以衡量的。
晚年來華不忘東方情結 在德國住了不到兩年,到了1922年,衛禮賢心中依然放不下這個東方國度,他獨自一人返回中國,與之前不同的是,這次是在德駐華使館當科學參贊?!半m然那個時代軍閥都為權力而戰,但北京學術依然繁榮。最近幾年變化令人吃驚,現在面對的是一個全新的充滿新思維的世界。”衛禮賢評價說。
在那個動亂的時代,衛禮賢遇見了中國偉大的思想家,包括康有為、蔡元培,他和蔡元培建立了長久的友誼。到了1923年,駐華使館因經費問題關閉之后 ,衛禮賢又受到蔡元培的邀請,到北京大學擔任了一段時間的德國文學和哲學教授。
在北大擔任教授期間,衛禮賢繼續翻譯《易經》,并且深入研究它的哲學思想,甚至還用它給別人算卦。盡管他很樂觀,但是家庭問題和經濟壓力,迫使年過五旬的他決定回國。1924年,衛禮賢中轉上?;氐降聡?。上海,曾是他踏上東方的第一站,也變成了他在中國的最后一站。
回國后 ,衛禮賢在法蘭克福大學成為漢語研究的首任教授,以介紹、研究中國文化,聯絡德中兩國人民間的友誼為目的。在此期間,他還邀請胡適到德國作學術報告,陪詩人徐志摩進行了歐洲之旅。1925年,衛禮賢耗時11年翻譯的《易經》出版,成為西方最權威的版本。隨后,榮格將其中的大部分轉譯成英語,它還被翻譯成多種語言文字,在世界上廣為傳播。
1926年,衛禮賢出版了《中國心靈》,他寫道:“我有幸在中國度過了二十五年的光陰。像每一個在這塊土地上生活了許久的人一樣,我學會了愛這個國家,愛它的人民”。
進入50歲后,衛禮賢經常生病,身體疲憊。1920年代末期,德國社會動蕩,衛禮賢腸胃病復發,體重不斷減輕,抵抗力削弱。1930年3月1日,他死后被安葬于巴德波爾一處墓地,他的墓地當中也充滿了中國傳統文化經典《易經》的基本要素——八卦。
“不管在新中國還是在舊中國,有一個因素是共同的,那就是處于進化過程中的中國人的心靈,這種心靈尚未失去它的文雅與冷靜,并且我也希望,永遠不要失去它?!边@是衛禮賢在《中國心靈》中的內心獨白。 文/圖 城市信報記者 潘立超 實習生 仲文
未經城市信報授權不得轉載、摘編,違者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 (來源:半島網-城市信報) [編輯: 李敏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