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劉建國

　　云南省審計廳日前完成的對云南4個州市車輛超限治理工作專項審計調查顯示，超限治理經費大部分用于人員支出，占總支出的52%；公路維護保養及站點建設僅占總支出數的16%，公路養護資金不能得到有效保障。

　　雖然只是云南省審計廳的個案，但從根本上而言，這與全國各地的治超現狀類似。其實，對于公路治超而言，力度不可謂不大，范圍不可謂不廣，但是效果卻難以令人滿意。問題的關鍵就在于，在執法手段和執法方式上，“以罰代管”的情況依然存在，“執法經濟”一直都是公路治超的重要表現形式。

　　就目前來看，由于公路管理體制不順暢，機構設置重復，執法手段單一，絕大部分地區仍以罰款作為超限治理管理的主要手段 。然而在處罰中，不少地區未嚴格按規定標準執行，處罰金額不一，影響了治超執法的公信力。長此以往，“依法代管”的模式背后，不僅不能從根本上約束超載、超限行為，反而會慫恿部分司機車主“破財免災”，對于治超沒有任何實質效果。

　　站在法律的角度，治超的相關規定可謂繁雜至極。但是，如果仔細分析，我們可以發現，大多數都集中在級別較低的行政規章方面，部門利益沖突表現得非常明顯。由此而帶來的多頭執法、重復執法現象比比皆是，而罰款更成為了普遍的執法常態。

　　坦白而言，超載、超限現象，本質上就是違法現象，關鍵就是要找準正確的懲罰和預防手段，做到“亡羊補牢”。從這個方面而言，法律的價值和作用被寄予厚望，法律的統一性和剛性，以及嚴厲的懲罰性，都可以成為治超的重要手段。肯定的是，法律層面的頂層設計，肯定會觸動深層次的機構改革和利益調整，但這是必不可少的。假如，還是陷入固化的治超窠臼中，除了陷入“屢治屢超的”怪圈中，恐怕很難再有理想的效果顯現。

　　說到底，當治超所依據的法律背離了本意，就已經不再是良善之法，法律就有必要進行修改和完善了。在此，打破利益格局，將執法權進行統一調配，走出“以罰代管”的執法方式，應是治超思路的變革根本。(作者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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