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日，一名疑似智力障礙的流浪者滯站一個多月，陳藝峰想通過交談找到他家鄉的蛛絲馬跡。

研究流浪者的信息，是陳藝峰每天的工作。

冬天陳藝峰要將流浪者御寒的棉被扛到滯留室。

　　23日下午濟南市救助站的院中，蹲在地上再三詢問身前這個流浪者家在哪里，對方還是搖頭，陳藝峰輕輕嘆口氣走開了。這個記憶近乎全失的流浪者已經滯站一個多月，陳藝峰想盡辦法幫他回家，但都無功而返。“每天都試著和他聊一聊，希望在任何一點蛛絲馬跡里找到線索。”

　　這個25歲的小伙子，感覺自己在干偵探的活。2012年，陳藝峰從部隊轉業來到濟南市救助站，由于碰到的流浪者大多有精神或智力方面的疾病，回家這個樸素的愿望成為奢求。

　　兩年來，本科學法律的他積累了不少推理經驗：一年幾季稻可以辨別區域，根據作息規律可以判斷是城市還是農村，甚至能否趕集還可以辨別是不是平原村莊的集散地。他無形中學會的，還有幾十個地方的方言。也正因為幫流浪者找家太難，陳藝峰講起那些近百個成功的例子，甚至有些驕傲。

　　救助站曾經收留一個從小跟爸爸在外地流浪的女子。因為從小外出，口音全變，地名無法回憶，女子身上幾乎沒有任何線索。他也曾幾個小時陪在這名流浪者身邊謹慎觀察，但一無所獲。奇跡發生在飯桌上。

　　“我們幾個人帶著她去找家，吃飯時她突然順口說出一個村名，這是她第一次說出來，與之前流浪過的任何地方都沒有交集。”陳藝峰下班后一直想著這個村名，于是他找到在派出所工作的朋友，通過公安戶籍系統，查到了村子的位置。“當時回到家，她媽媽還在，但已是乳腺癌晚期。見到日思夜想的女兒，母親當場就跪下了，兩人抱頭痛哭。”這些親人團聚的場面成為陳藝峰堅持下去的動力，“那一刻我感覺真值。”

　　當然，尋找家的過程并不總這么幸運，救助站滯留了很久的一個婦女就讓陳藝峰很愧疚。“雖然她話都說不清楚，但每次跟她聊天，只要提到家，她就會淚流滿面。我們想盡辦法還是找不到她家在哪，感覺有點對不起她。”

　　和帶別人回家不同，陳藝峰在自己家很少跟父母提及自己的工作。“我們這工作是高危行業，全國67種傳染病，救助站人員身上能找到64種。比如很多流浪者有肺結核、肝炎等，我們根本看不出來，但必須要和他們交流接觸。”

　　有一次，他和救助站的許多同事徹夜為一位流浪孕婦生產忙碌。但后來大家才知道，這名孕婦是一名艾滋病人，當時所有人都沒有做防護措施。雖然想起來后怕，但陳藝峰說，不管知不知道艾滋病，碰到這種事大家還得上。經歷的事多了，陳藝峰不再像剛來時那樣無助。

　　“流浪到這兒的人都有不為人知的故事，家對于他們來說就是全部。那種平靜地告訴流浪者‘咱們今天回家’的感覺，一般人很難懂。”陳藝峰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