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屆三中全會公報中關于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這一條引起了為數眾多的農民朋友關心。13日，記者專訪了山東省人口研究基地首席專家崔樹義，針對全會提出的城鄉一體化進行了解讀。專家認為，該公報核心內容有很多可做探討的地方，首先指出戶籍制度是造成城鄉二元結構的根本所在；要賦予農民更多財產權利，最重要的一點就是將農民的土地和房屋權利落到實處，讓農民上樓只是形式；農產品收益的提高刻不容緩，這需要政府、流通領域多方面努力；關于公共配置的市場均等化，也要在有形資產上幫扶農村。

　　“蘿卜寧可扔了也不賣”　　

    崔樹義認為，公報這一段話的落腳點就是“有效增加農民財產”，而跟增加農民財產直接相關的 ，就是農產品效益。他首先舉了一個自己的切身例子。“我老家聊城，六七年前家里還種了大白蘿卜，那年的蘿卜豐收了。”他說，由于現在人均耕種田越來越少，農民種菜只種一畝半畝，他家產了千斤左右。

　　然而大批量的豐收卻帶來了蘿卜貶值的效應。他回憶說，當時地頭的蘿卜批發價格才一二分錢一斤，如果費很大力氣刨出來、裝運，然后拉到批發市場上給別人收購，算一算農民的收益只有可憐的 10元錢。“光是衛生費就要交5塊錢，然后還要交各種其他費用，掙的錢根本不夠扣的，于是家家戶戶都寧可把蘿卜放到地里爛掉，也不去賣。”崔樹義說，新聞上經常說牛奶倒進河里、白菜爛在地里，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農產品收益過低。“但是城市中買菜卻并不感覺便宜，如果白菜是6角錢一斤，地頭價也就一角多，農民掙不到什么錢，往往是流通環節抬高了菜價。”他從這一事例說明，提高農產品收益刻不容緩，需要政府、市場多方努力，而這次提出的“推進城鄉要素平等交換”，無疑蘊含了很多經濟政治理論。

　　城市急需“反哺”農村　　

    崔樹義說，“有人用‘反哺’這個詞來形容這一改革，因為過去這么多年一直是農村在幫助城市，實際上是對農民付出成果的一種剝削，也可以說是對農村資源的掠奪。過去咱們講‘三大差距’，就是城鄉差距、工農差距、體力勞動與腦力勞動的差距，有很多外國人對中國的印象是‘城市是發達國家，農村是第三世界’。”

　　“現在農民光靠糧食是很困難的。”他說，雖然國家每年都在小幅度地提高農產品價格，和CPI增長相比還是有差距，所以作用不明顯，農民種糧食的收益越來越低。對于這種情況，就要有效增加農民的財產，讓農民也享受改革發展的紅利。”崔樹義說，無論是讓農民進城也好，或者是采取其他補償措施也好，只有有效地增加農民財產，才能讓農民真真正正得到實惠，這樣才能共享改革開放的成果。

　　現有戶籍制度要改革　　

   “城鄉二元結構是非常不合理的，在世界上也很少見，為什么城鄉差距這樣大？從各種分析來看，這種差距的造成實際上是人為的 ，根本性的就是我們現行的戶籍制度。”他說，早在上世紀50年代的時候，是沒有這種嚴格的城鄉戶籍制度的 ，到后來因為糧食不夠吃等原因，才進行了人為劃分。“我覺得政府在出臺這個政策的時候，不一定想要這么長時間把它堅持下來，但后來這個制度是越來越縝密，越來越嚴格，就完全分為這兩個部分了。”

　　他說，過去農民要進城、有個城市戶口是很難的，因為擁有城市戶口相當于能吃國糧。后來部分地區發展中小城市，好多地方農民爭著花錢變成城市戶口，“但農民真正買了戶口進城的時候，發現什么都沒有了，國家也不給安排工作了，想要再回去，又發現土地也沒有了。”崔樹義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來描述現在的城鄉戶籍政策，那就是“劉姥姥進大觀園”。“劉姥姥在大觀園外面看到里面花繁葉茂，漂亮得很，想進看門的不讓進，后來花落了，什么景色也沒有了，看門人開始賣門票了。農民都覺得沒去過，很新鮮，買了票進去后發現什么都沒看到，那就再出來吧，結果外面的人說，你不能回來了，回來要拿錢。”他說，要改變城鄉二元結構，在戶籍政策上必須下大工夫，讓城鄉戶口感受無差別、各有各的好才能真正實現一體化。

　　城鎮化不是要讓農民上樓　　

    城鎮化中涉及到很多“農民上樓”的例子，崔樹義認為是不合理的。他指出，生產方式沒有改變，只有生活方式和居住方式有所改變的農村城鎮化只是形式。“農村城鎮化不一定是要全部住樓，國外的發達國家，從外表一看，和咱們的農村一樣，甚至不如咱們的農村，連樓都沒有，全都是平房，但是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全都和城市一樣。外表來看，他們或許沒有城鎮化，實質上是已經城鎮化了。”

　　他認為，農村有自己的特點，讓農民實現城鎮化，首先要改變生產方式，其次才是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我去過很多農村調研，發現農民被迫上樓，但是他放的羊、種的糧食都沒地方擱了，寬敞的大平房也變成了商品房，農民會很不習慣。”

　　他說，現在很多農民土地被征用，只好進城務工，雖然增加了收入，但是對農民來說，他們的財產權就是土地的權益。“解放以后土地不再屬于個人，只有承包經營權，也就是說土地全歸國家或集體所有，有償劃撥的土地價格遠遠低于城市的土地價格，如果被征用，看起來是不用你種地還給你錢，但是農民手里沒地可種，找不到工作就得挨餓，對農民的心理上也是一種考驗。”他說，最早的時候城市里社會保障首先發展起來，那時候為什么不給農村搞社會保障？就是因為農民有土地保障，而現在很多農民并沒有土地，因此要想有效增加農民的財產，土地所有權是很大的一個方面可探討的地方。

　　加大投入幫助農村發展　　

    推進公共資源均衡配置，實質上也就是公共服務均等化。崔樹義說，“公共資源有很多，包括教育、醫療之類的。這就意味著，國家下一步要加大對農村的投入，從有形資源上去支持幫助農村的發展。”他說，前幾年大家伙說的“服務均等化”實際上指的是無形的資源，而今提出的均等化或許會更偏重有形資源。

　　除此之外，“以城帶鄉”涉及到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讓農民工真正市民化，“我想這個財產權是不是也包括讓農民在城里能買得起房，為他們提供更多方便。”他說，對農民來說最重要的兩樣財產權利一是土地權，二是房屋所有權。如果是農民工無地要進城，需要在城市中有自己的房子，居有定所，而不是永遠租住，這樣才能慢慢融入城市社會，“如果讓農民工只是住在出租屋里，或者集體宿舍，永遠沒辦法實現市民化。因為他們交往的圈子還是那些圈子，談論的都是農村的事情，沒有辦法融入城市。”

　　他認為，隨著流動人口的增加，各項社會事業需要及時跟進，流動人口的社會福利更加迫切需要得到落實。一方面，國內城市化進度不斷加快；另一方面，農村地區一系列土地置換、農民上樓、農業機械化推廣等政策實施，加大了農民工的供給量。如果想要利用好這股“有生力量”，城市需要真正接納流動人口，把他們融合到城市“社會”中來。這需要城市在養老保險、醫療保險、社會保險政策上一視同仁，同時也應該將住房、教育等問題納入考量。本報記者郭玉華 實習生 楊揚  胡穎

　　山東省人口研究基地首席專家崔樹義。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江海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