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對外逃路徑的剖析，不難發現這些貪官一步步“裸體做官”背后的外逃動機。兩者之間極易互相轉化的特性，更顯出“裸官”距離外逃貪官僅有“一步之遙”的說法，并非杞人憂天。

　　“裸官”不一定是貪官，也不一定外逃，不過，外逃貪官的外逃路徑有跡可循：子女、配偶、親友、情人移居—資金轉移—擇機外逃，呈現“三步走”的模式，實則暗合了“裸官”這個群體的內部特征和邏輯聯系。

　　親屬先行

　　“裸官”的特征之一，即是安排配偶和子女定居國外。對于預謀外逃的“裸官”而言，這種安排無疑是最安全和最可靠的。這一步并不難實現。作為在境內利益訴求和政治資源的交換，諳熟此規則的中介公司，以及負責接應的業務客戶、生意關系均是這一步的鋪路石。

　　其中，子女的移居理由可以是留學，也可以是已經安排妥當的外出打工，配偶則通過陪讀、商業生意等借口隨之出走，甚至有時以假離婚的名義出境。這些官員只需熬到子女、配偶在留學或者工作過程中取得綠卡、加入國籍，最后一步就是其自身邁出國門。

　　例如，原河南服裝進出口公司總經理董明玉在出逃前，利用公司業務關系在美國為自己建立了生意關系，讓其妻兒打理美國的生意并獲得美國綠卡。這一模式同樣存在于高山等大案中，在外逃之前，他們的妻兒均已提前至國外學習與定居。

　　值得注意的是，這些貪官的情婦也扮演了外逃過程中的重要角色。例如，在全國人大常委會原副委員長成克杰案中，其將情婦安排在中國香港定居，將巨額贓款都轉移到情婦名下。相比這些“裸官”的原配，情婦的身份不僅更為隱秘和自由，在從事境外商業活動以及資產轉移中，也更為便利。

　　資產隨后

　　究其根本，“裸官”之所以受到嚴控和輿論的質疑，是因為這種現象背后潛藏著巨大的危害。首要危害便是造成“資金外逃”的風險加劇。

　　總結外逃“裸官”案例可見，出逃前的大量資產轉移不僅是必經步驟，也是“裸官”外逃的根本初衷。

　　轉移資產的手段及方式多樣，概括起來大體有如下種類：現金走私，由官員直接隨身帶出境；通過合法金融系統的現金交易、賬戶付款、海外業務、貸款和其他金融交易實現交易套現；以貿易為掩護的方式，即非法所得通過進出口貨物，虛構或偽造進出口合同、海運單據、海關報關單和其他相關文件的方式套現；通過地下錢莊系統轉移資產；借助電子貨幣、網上金融服務以及股票期權、遠期外匯匯率合同等新的金融衍生品向境外轉移資產；通過設立海外空殼公司的方式轉移資產和套現。

　　2006年，中央編譯局主管的雜志《經濟社會體制比較》刊文稱，資金外逃是“生產資源由貧窮國家向富裕國家的流失”。除了加劇“資金外逃”的風險，上述文章還認為，“裸官”的潛在危害還在于，給貪污腐敗者提供了便利的退身之路，給其提供低風險獲利空間，是對貪污賄賂等犯罪的刺激和引誘，將直接威脅黨的廉政建設，損害黨的執政基礎。

　　僅從曝光出來的外逃“裸官”的案例可見，動輒即有千萬甚至幾億元、十幾億元的資金被轉移出境。2007年12月17日，世界銀行公布的一組數字表明：發展中國家和轉型期國家每年產生的腐敗收益高達200億美元到400億美元，相當于全球官方發展援助的20%到40%，而且大部分被轉移到發達國家。

　　擇機外逃

　　外逃是“裸官”們“裸奔”的最后一步，但這一步仍然充滿技術含量。

　　首先是獲得出境證件的問題。根據2003年中央下達的關于加強出國證照管理的文件，領導干部因公臨時出境要經過所在單位、組織部門、人事部門等一系列審批，因私出國也要報經上級部門、人事部門批準。因而，目前公職人員的公務護照是由外辦統一保管，對于私用護照，許多單位也要求工作人員進行統一保管。

　　已有的樣本顯示，這些外逃官員或制作假證、或持有多個護照，有些也并未上交其私人護照。這些證照不在審批和報備之列，不僅導致單位無法對其進行監控，一人多證的現象，也給案發后追查財產、資料帶來阻礙。

　　至于所列出境的緣由，除了最常見的養病、休假，官員外逃還經常發生于公務考察時。兩者的特點呈現為突然消失，以及滯留不歸。

　　例如在2008年，時任溫州市鹿城區委書記楊湘洪在考察團結束巴黎訪問回國前夕，留下字條稱腰椎病痛病復發，需在巴黎住院治療之后失蹤，一直未歸。

　　值得一提的是，“裸官”們的出逃時機，常常發生在紀檢部門談話之后。組織的談話調查催生這些“做賊心虛”的當事人加速離開，由于缺乏對應的人身控制措施，等于是給裸官們的外逃提了醒。據《財經》

　　 （來源：半島網-城市信報） [編輯: 林永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