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鄧海建

　　4月12日，在廣東省政協召開的“雙轉移”監督視察工作動員會上，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在匯報文件中首次正式用到“異地務工人員”的提法，副廳長葛國興在介紹情況時解釋稱，今后原則上不再叫“農民工”，逐步用“異地務工人員”這一稱謂來過渡。(4月13日《廣州日報》)

　　人在江湖漂，哪能沒個拉風的名號？何況中國古語有云，“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農民工這稱呼究竟是褒是貶，不在于專家的生花妙筆與燦蓮之舌，而在于其扎扎實實的生存語境。這些年，呼吁刪改“農民工”稱謂的聲音很多，譬如河南省委書記盧展工曾表示，“農民工”這樣的稱謂本身就帶有歧視色彩，呼吁社會慎用這一稱謂；今年的全國兩會上，遲福林委員也表示，應早日讓“農民工”這一稱謂成為歷史。

　　改名當然是種善意，叫起來順口，聽起來溫情，但農民工自己真的很介意這個名字嗎？農民工全國人大代表康厚明說，“如果待遇不平等，叫什么名稱都不是滋味，改變名稱的時候更要想到實現‘農民工’的平等待遇”；胡小燕代表說得更直白，“農民工的稱呼只是個代名詞，叫什么并不重要，最重要的是同工同酬 ，福利待遇能夠得到實惠”。改名有改名的道理，但權利、福利也許比身上的ID更富有價值評判色彩。譬如教師職業，雖“萬般皆下品，唯有讀書高”，但“家有三斗糧，不當孩子王”，這樣的糾結恰恰是名不副實的尷尬。就實踐而言，很多地方都給農民工改過稱謂，比如東莞的農民工曾稱為“新莞人”、深圳的農民工曾被稱為“來深建設者”等，盡管心理認同感有所增強，但就農民工的處境與地位來看，似乎并沒有多少明顯的裨益。

　　客觀而言，“農民工”這個稱呼，確實凸顯著城鄉壁壘 、戶籍鴻溝的意味，但此類骨子里的問題，并不是更名就可以一勞永逸。將“農民工”更名為“幸福”，不見得幸福指數就噌噌上躥；同樣，把“農民工”稱為“上帝工”，也不見得城市就真的拿奉獻青春奉獻愛的農民工兄弟當上帝 。如果只是希圖以改名的方式來調整群體間的權利與福利落差，那么，這種掩耳盜鈴的游戲頂多也只有字面上的意義。中國城市化進程過半，但平權的制度、公正的福利尚未跟得上這樣的進程。

　　可以肯定的是，最近幾年農民工地位的提升 ，除了制度體制的發力之外，與勞動力紅利的終結、市場供求關系的逆轉有著根本關聯。有人說，我們關注改名，農民工關注欠薪——此間的疏離與斷裂，不只是一個“尊嚴”的問題。給農民工取個怎樣的名字才拉風？這個問題的答案，也許遠在稱謂之外。

　　

半島網辣蛤蜊評論（http://925eat.com/lagala/）原創作品，轉載請注明來源。 （來源：半島網-半島都市報） [編輯: 孟祥龍]